Chapter 7
連續戰爭的年代
(1930~1950)
始政四十周年博覽會鳥瞰圖。1935年，臺灣總督府舉辦國際規模的「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藉此展示施政成果並宣傳南進政策。
在日本帝國的統治日漸穩固、看似能夠長治久安時，因著帝國擴張的野心，臺灣首次被捲入傾盡舉國人力與物力的大規模戰爭。也就是1937年開始，戰場自中國拓展至大洋洲的大東亞戰爭／中日戰爭。
在這場歷時8年的戰爭後，臺灣從戰敗國的殖民地，轉而交由戰勝國中華民國管理。此後眾所周知，取得慘勝的中華民國，旋即領著臺灣步入「國共內戰」與美蘇代理人戰爭「冷戰」（Cold War）兩場戰爭之中。
即便不是軍隊短兵相接之地，臺灣島卻從1930年代以來的半個世紀，都籠罩在社會隨時能夠被國家動員、利用的「戰時」狀態──如同日本高喊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皇民化」，以及戰後國民黨政府口中的「戡亂」、「反攻」。
但是在1935年，臺北市仍熱烈舉辦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這場博覽會的參觀者來自全臺、乃至日本內地，每日會場人流如織。
不只是博覽會，1930年代的臺北街頭盡顯消費文化盛行的「摩登」（modern）時代景象。
身著西服的青年男子群聚在咖啡廳，一面望著俏麗的服務生「女給」、一面商議大事；穿上華麗洋服的「モダンガール」（Modern girl），漫步在臺北車站附近新設的「新公園」；臺灣第一家百貨公司「菊元百貨」，也在1932年盛大開張。
在1930年代臺北這座繁華的都市中，似乎聽不見戰爭的腳步聲——
同時，1937年，中國與日本爆發戰爭，臺灣正式進入「戰時」狀態。
實際上，戰爭往往並非如暴風般猛烈來襲。反倒是在統治者的細密規劃下，默默地調配物資、研究調查或是編列組織，不知不覺間就被統治者操弄於掌心。
1930年代的日本，便是漸漸一手攫住朝鮮、臺灣兩個殖民地，一手又向垂涎許久的中國、南洋伸去，讓東亞步向戰爭的開端，更讓臺灣開啟漫長的、連續戰爭的年代。
1
戰爭爆發前的漫漫長夜
1930年代的大日本帝國地形圖，顯示了日本的統治範圍和地理位置。隨著日本政府對臺灣實施嚴密控制，社會運動在這片土地上漸漸沉寂，象徵著政治壓迫下的沉默與壓抑。
曾參與左翼社會運動浪潮的小說家王詩琅，在1935年發表的〈沒落〉這篇短篇小說，便嗅出臺灣總督府令時代氛圍轉趨肅殺：
「滿洲事變前後，這小島上的社會運動像在颱風前的燈火一齊吹滅。改組後潛入地下的臺灣共產黨也被颱風剔起，把它往深海中掃去。」
“
”
〈沒落〉描述1920、30年代之交，參與社會運動的富家青年耀源意氣風發地參與運動，後來在被捕入獄期間，家中面臨持有股票股價暴跌、運動組織遭取締瓦解的窘境；故事最後，便結束在耀源頹靡度日的「沒落」下場。小說側寫的對象，正是王詩琅自己——這些在1931年「滿洲事變前後」遭到總督府整肅的異議份子。
王詩琅固然捕捉到1930年代政治社會的變貌。但實際上，耀源家遭逢股市重挫的經歷，正是王詩琅揭開的時代伏筆：經濟大恐慌。
經濟大恐慌起因於美國一戰後景氣大好，形成世界各地資金大量湧入、卻不符合實質經濟成長的泡沫經濟，於1929年10月破裂後，導致全球經濟蕭條。歐美各國為停止受到他國牽連，不再採取自由貿易，反倒築起一道道關稅壁壘，保護本國產業。
此時，日本在1930年前後，正面臨金融危機問題與農產暴起暴落的雙重危機。日本欲效法西方，構築一個以朝鮮、臺灣、滿洲為界的東亞壁壘，卻發現閉關的經濟圈和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的本質互斥。唯有對外侵略、拓展領土，才能擴張貿易市場規模、滿足資本主義需求。對外擴張的念頭，讓鼓吹「南進」的軍國主義得以孳生，也令日本政府重視壁壘領土內的糧食自給問題。
但在社會經濟動盪的1930年代初期，無論是日本本國或是殖民地農村，早已被鼓吹反對資本、地主與剝削的社會主義者介入。尤其在殖民地，倘若地主、日本會社壓榨過猛，往往引發工農抗爭。在朝鮮，自1929年底學生、工人、農村乃至抗日團體開始出現對朝鮮總督府的抗議。而在臺灣，臺灣農民組合、臺灣共產黨與各工運團體等組織，都一定程度受到日本這波不景氣的影響而興起。
為了讓躁動的社會，成為順服的、支撐國家命脈的生產地，日本強力取締帝國境內的工農運動與社會主義者。就如王詩琅所述：「社會颳起一陣冷冽的颱風」。
但是，暴力手段只不過是最淺顯的第一步。日本接著開始執行柔性又精巧，足以將殖民地社會緊抓不放的控制手段。
臺灣在1920年就出現一系列革除清代舊俗、改良公共衛生、普及國語與宗教事務的「生活改善運動」。這些「改善」措施，直到戰爭爆發後，仍舊透過行政力量對臺灣社會施加日常生活面的規訓。
日本殖民政府「改善生活」的各種措施
這篇刊登在《新竹州時報》的文章，記錄了作者參加總督府主辦的「精神文化講習會」的觀察。講習會的目的是透過教育、生活改善與社會動員，促使臺灣民眾更加認同「興亞奉公」的理念。
新竹郡紅毛庄役場製作了這張彩色傳單，想改善庄內生活與振興農業畜產。總督府在1930年代推動「部落振興運動」，結合社會教化、產業開發與語言政策，改造農村生活與社會風貌。這張傳單即是此運動的一環。
1940年，臺南州警察署為促進民眾節約、革除陋習並推動皇民化，勸導轄區內臺灣女子組成聯合保甲婦女團。此舉將地方婦女納入戰時總動員體系，成為生活規訓與思想教化的重要力量。
日治時期，在新竹外媽祖廟長和宮，衛生人員正為民眾進行砂眼治療，展現當時政府推動公共衛生改善的實際行動。
本照片攝於1935年，為國語（日語）講習所師生的合影。此講習所為日治時期總督府推動語言政策的一環，旨在透過教育普及國語（日語），強化臺灣民眾對日本的文化認同。
臺灣總督府為應對大東亞戰爭的儲蓄海報，突顯了當時日本政府對臺灣的動員和政治控制。這一時期，臺灣社會面臨嚴峻的高壓政策和控制，民眾的活動空間被大幅壓縮。
此外，1935年臺灣首次進行地方自治選舉，看似是臺灣民主選舉史中光輝的一頁，實際上總督府設下嚴格的限制，選任配合當局的領導人物。臺灣就在不知不覺間，做好了能為戰爭效勞的準備。
1940年起，為配合皇民化運動，全台各地陸續設立「國民道場」類訓練單位，強制青年參加民防與軍事訓練。同年3月，日本政府成立「勤行報國青年隊」，照片為青年入隊紀念影像。
臺灣做好戰爭預備後，待時機成熟，到了1939年，海軍大將、同時也是臺灣總督的小林躋造發表《告島民演說》，揭示臺灣進入下一階段：皇民化運動。
皇民化運動，是標誌臺灣被捲入二次大戰局勢的重要事件。皇民化運動普遍被認為始於1936年9月，當時臺灣再次迎來軍事將領小林躋造擔任臺灣總督，並在他宣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治臺三原則後，進行一系列將臺灣人改造為日本「皇國臣民」的工程，如撤銷報紙漢文欄、獨尊神道教、改日本姓名、正廳改善運動。
但實際上，所謂的「皇民化」及「皇民化運動」，並非總督府一聲令下後嚴謹執行的明確政策，而是含糊概括各種同化措施的詮釋。而「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也不是小林躋造一上任就標舉的重要方針。
為了解答皇民化運動的謎團，歷史學者曾翻閱臺灣總督府遺留的檔案。出乎意料的是，小林躋造與總督府官員直到1937年10月才開始說出「皇民化」三個字。而深究其實，皇民化在小林與官員們的對話脈絡中，只是一個和「同化」同義的用語，它從來不是以完整政策的面目示人。甚至，直到1939年5月，小林才在東京接受訪問時，清楚列舉出「皇民化運動」、「工業」、「南方政策」是統治臺灣的重要問題。
由此可知「皇民化運動」並非脫胎自臺灣總督府。媒體的推波助瀾，似乎才是促成「皇民化」的關鍵。早在小林上任前一個月，《臺灣日日新報》便出現使用「皇民化」一語的投書。在此之後，便時常出現以「皇民化」詮釋總督府施政的報導或投書，督促政府盡早施行同化政策。因此，「皇民化」及「皇民化運動」之於總督府，更類似民間大聲倡議的政策名目，總督府對此始終採取被動回應、採納的態度。
《新竹州時報》第五十號，報導了皇民奉公會的實踐要綱，這是總督府在1941年開始大規模推動「皇民奉公運動」的重要步驟，象徵著對臺灣社會進行全面文化及政治整合的企圖。
1940年，臺灣總督府頒布《台人更改日式姓名辦法》，鼓勵臺灣人改用日本姓氏與名字，作為效忠日本的象徵。這項「改姓名」政策是皇民化運動的一部分，意在強化臺灣人對日本天皇的認同，並塑造殖民地臣民的忠誠形象。此張照片攝於1941年，地點在警察廳南庄分室，照片上標記「南庄第一回改姓名者合同披露會記念」。
雖然釐清了有關皇民化的疑惑，但是為何媒體會對「皇民化」一詞大感興趣且大作文章？這就和逐漸激進化的在臺右翼日本人有關。
1930年代，日本陸續發生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軍部勢力抬頭，助長國內高唱軍國主義的右翼份子日益囂張。右翼份子在戰爭爆發前，在軍部的默許、指揮下，積極在日本國內、臺灣與朝鮮，倡導愛國精神並排除內部敵人。當時最明顯的舉動，便是製造輿論，撻伐基於教義而不參拜神社的基督徒。
儘管日本人在臺灣只佔5%左右的人口，其中的激進右翼份子又極為少數，這群右翼的行動卻製造出實際的肅殺輿論，放出「這次我們將矛頭指向基督教，下次可能是任何一個非國民、非皇民」的訊號。
前述釐清皇民化運動並非由臺灣總督府主導，絕非為了淡化1930年代後期戰爭與戰備的緊張氛圍。相反地，藉由點出總督府順應輿論的被動角色，反而能看見戰爭展開前的暴力與控制不只來自官方，也可能從民間瀰漫開來，並被官方借力使力，透過虛假的「民意」，製造進一步箝制殖民地的藉口。
2
臺灣作為南進基地
臺灣總督府發布的《百萬分一臺灣全島圖》，詳細記錄了臺灣的地理和基礎設施，象徵著臺灣在日本南進政策中的戰略地位。
前述日本對臺灣社會的佈局，但是日本不只是構思如何控制臺灣的人力。透過1930年代後期拍攝的《南進台灣》紀錄片，還能看見日本運用臺灣物產的方式，以及利用臺灣將領土延伸至「南洋」的野心。
《南進台灣》是由臺灣總督府支持、交予民間拍攝的紀錄片。全片骨幹看似是以日本殖民者觀點，評價日本統治臺灣40年以來，包括蔗糖和茶葉等經濟作物產業、日月潭水力發電廠、高雄與基隆等大型港埠等建設在內的國內宣傳，歌誦臺灣因為日本統治得當而在各方面得到長足進步。
實際上，《南進台灣》的目的，不是在影片開頭由旁白毫不遮掩說出劍指南洋的野心，而是透過旁白道出日本面臨物資不足、受世界排擠的窘境，必須採取行動應對。
《南進台灣》為日治時代所拍攝的紀錄影片，希望透過影片紀錄，將臺灣豐富的自然美景和資源，以及日本在臺灣主政以來的近代化成就，呈現於日人面前。因此影片由北到南，依序介紹了臺灣各大城市的重要景點、物產，作為鼓勵其「南進」東南亞的號召，並把臺灣塑造成「南國的夢想寶島」。
《南進台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僅供《新臺灣史運動》網站使用
「吾等為了打破此情勢，因此得在北方建立強大的國防線，更進一步，必須在南方開拓產業及經濟的生活線。因此，什麼在我們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是臺灣。」
到了片尾，鏡頭轉到馳騁海上的炮艦，旁白也再次對著大海宣示日本對於南洋的渴望：
「我們不客氣地說，要維持日本生存權的和平發展策略，不外乎就是南進。而我們南進的第一線，唯一的立足點就是臺灣，國民必須努力認識臺灣的重要性，南方是臺灣的基礎。
讓我們去南方！」
旁白高聲招徠人們投身南進行列，看似是呼應戰爭時局。實際上，臺灣總督府早在20年前就呼籲「南進論」，打起進攻南洋的算盤。1918年，臺灣總督府設置官房調查課，一面展開招聘各國語言人才、培育臺灣基層調查人員等工作，養成探勘調查實力；一面針對南洋地區的礦業、農業、地質，乃至政治、經濟、法治狀況進行調查，並彙整為《內外情報》、《南支那及南洋情報》、《南洋年鑑》等刊物。
除了總督府當局的調查，創立於1928年的臺北帝國大學，自創設之初即擔任探勘南洋局勢的先鋒，無論文科的文政學部、理科的理農學部，都開設數個以研究南方為旨趣的專攻講座，執行系統性的學術調查。
文政學部的南洋相關講座，研究南洋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問題。包括設有專事人類學調查的「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探討南洋歷史的「南洋史學講座」、致力於採集臺灣和南洋原住民語料傳說的「言語學講座」，以及研究領域觸及原住民民俗社會心理的「心理學講座」。至於理農學部，則著重臺灣與南洋的熱帶農工業資源。譬如當時日本帝國境內唯一以製糖與釀造為專修的「製糖化學講座」，以及直至二戰結束前，共開設五門不同領域專攻的「農學．熱帶農學講座」。
調查課與臺北帝大進行這一系列綿密的調查，最後不僅幫助總督府、日本當局擘劃南進的藍圖，更成為挺進南洋公司的指南。由於廣大的南洋地區，多歸於歐洲殖民帝國管轄，臺灣總督府自1910年代皆以「補助」為名義，資助第三方組織，如1919年創立並以南洋日人為主要客群的「華南銀行」，以及1936年由總督府、在臺製糖企業、日本財閥合資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簡稱臺拓）。
至此，臺灣總督府自1910年代耕耘的調查工作，隨著臺灣工業、製糖產業及學術環境逐漸成熟，以及日本對南洋資源的迫切需求，調查規模漸漸拓展，累積為數以百計的調查報告、學術刊物。它們不僅成為臺拓等企業開拓南洋的參考，更成為日後軍隊適應當地的教戰守則。
各面向的南進政策
工業的南進政策
- 投資興建發電產業，以作為工業發展的基礎，如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北部火力發電廠等。
- 在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完工後，總督府得以借助水力發電，發展各項軍需與重化工業，例如鋁工業、無水酒精及鑄鋼、石綿等。
日月潭水發電所，為日治時期主要動力建設之一（Unknown author / Public Domain / Wikimedia Commons）
學術研究的南進政策
-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曾於 1940 年及 1941 年對海南島進行研究，以生物學、農學、地質學、民族與經濟等面向進行分析，了解海南島及熱帶島嶼上可以利用的資源。
-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總督府在臺北帝大增設文政學部為主的南方人文研究所，以及農學、理學部為主的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對南方地區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 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是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設立的研究機構之一，設立於1930年代，目的是研究熱帶地區常見疾病。
- 在南進政策的全面推進下，南方研究早已脫離純學術環境，而是與政治牢牢綁定，必須彰顯「學術報國」的精神。
教育的南進政策
- 總督府對於高等教育的定位，是為帝國培育南進所需的人才，以利未來的擴張。
- 如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便以培養能在南洋與中國工作的商業人才為己任，除了開設南支南洋經濟事情、殖民政策、南方資源論等課程外，也有修習東南亞外語的畢業門檻，南方導向意味相當濃厚。
- 總督府也以臺北帝國大學作為「臺灣研究」的基地，開設了南洋學系列講座（如南洋史學、土俗人種學、熱帶農學及熱帶醫學等），藉由研究臺灣來增進對華南及南洋的理解。
台北帝國大學為日治時期主要的南進基地之一（Unknown author / Public Domain / Wikimedia Commons）
回顧1930年代的發展，臺灣總督府為了向南洋拓張、攫取資源，對外運用臺灣資源，調查華南與南洋。對內則一方面將躁動的社會運動撲滅殆盡，掌控各村落與家戶、收編地方領頭羊為國家耳目，將臺灣整治得服服貼貼；另一方面，又漸漸順應在臺右翼日人、報刊媒體的輿論，誓言將臺灣人打造為日本臣民。
這一切，再伴隨著日本中央的軍事指示下得愈漸頻繁、報刊報導的口吻高唱戰爭、擴張的正當與必要，臺灣人這時或許也真切地感受到：戰爭的前夜，結束了。
3
戰爭煙硝下的島嶼
1941-1945
臺北大空襲航空圖，展示了空襲對城市的嚴重破壞。這些空襲迫使臺灣居民疏散或躲入防空洞，對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響，揭示了戰爭給臺灣社會帶來的恐懼和混亂。
中學生應該是一群在教室與操場享受青春的人，但是1940年代前期，臺灣的中學課堂上，教師卻開始談論戰爭的進展，甚至出現「坦克」、「手榴彈」等軍事術語。戰爭時期就讀高雄中學的何聰明，便對於自己所受的軍事訓練歷歷在目：
（我們要受）兩種訓練：一種訓練就是，有一個竹竿，前面是火藥，戰車要來，我們要站起來把那個桿子向那個戰車過去。另一個訓練是挖一個洞，手裡拿一個地雷，假如那個對方的坦克車過到我們頭上的話，我們就把那個地雷伸上去，坦克車就會爆炸。但我們這樣也完蛋了，這都是自殺式的。
“
”
何聰明在本應讀書升學的年紀，卻聆聽教員理所當然地教導他：為求勝利，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1941年後，被日本美化為「大東亞聖戰」的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爭無情卻平等地，扭曲臺灣人的生活世界。
廖克發導演的紀錄片《野番茄》，記錄了二戰期間臺灣的軍事訓練和戰爭經歷，生動描述了前雄中自衛隊成員的個人回憶和艱難生活。
受訪者：何聰明
《野番茄》｜導演：廖克發｜2021
©僅供《新臺灣史運動》網站使用
《野番茄》｜導演：廖克發｜2021
©僅供《新臺灣史運動》網站使用
1941年12月18日凌晨，日本偷襲美國夏威夷的珍珠港，並向英、美宣戰。日本在《宣戰詔言》中，堅稱此次大東亞戰爭是為了「確保東亞的安定，以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誓言傾盡日本境內所有資源獲取勝利。
戰局轉變下，臺灣總督府隨即制定米糧農產的專賣、配給規則，上繳更多糧食充作日軍軍糧。在臺灣成為糧倉的同時，臺灣人民必須持配給證才能領取糧食，並且被嚴格禁止從事地下交易。總督府雖宣稱臺灣直到1945年以前，糧食自給相當充裕，但是從口述歷史當中，總能窺見戰時生活實景。生活在今日士林一帶的中研院院士曹永和，也回憶戰爭時領到的配給糧食相當欠缺，米尚且不論，連番薯也分不到多少。
臺灣人不僅吃不飽，還必須提起身子，為國家獻身勞動。1941年4月，臺灣總督府為動員民眾成立「皇民奉公會」，以臺灣總督、官吏為核心，向地方分層下設分會，再深入到每十戶為單位編成「奉公班」，作為向每個臺灣人發號施令的末端行政機構。舉凡配給物資、休閒活動、改善衛生環境，都歸奉公會管轄。皇民奉公會的幹部則多由臺灣社會領導階層出任，即便是抗日運動名家林獻堂也只能委身成為幹部，前往各地監督工作、宣講思想或戰況。
戰爭不只徵用男性，如何在戰線後方充分利用女性的人力也成一大課題。對此，臺灣總督府的原則是鼓勵女性加入工作、生產的行列。一方面，都市女性持續投入會計、打字、事務員等輕度勞務；另一方面，農村女性除了協助家戶農務，也開始見諸於礦業、工業等領域。
疲憊的戰時生活又因日本於太平洋戰爭節節敗退而變調。1943年11月25日，盟軍第一次轟炸臺灣，且隨著盟軍在1944年陸續登陸關島、菲律賓，臺灣成為盟軍戰機能夠固定轟炸的範圍。各地糖廠、軍工廠、煉油廠等重要設施被摧毀殆盡，躲空襲更成為臺灣人驚恐的日常。最嚴重的一次，就屬1945年5月31日的臺北大空襲。當天盟軍出動117架轟炸機，對臺北市無間斷轟炸，總統府、北一女中、臺北車站等建築無一倖免。
總督府對臺灣人的動員也隨著戰況變得更為密集、強烈。壯年男子組成「勞動奉公隊」，平時做著挖壕溝、修築工事、整理機場等勞役。學生們則需要像本節開頭何聰明的回憶那般，接受行軍、槍術、體能訓練等一系列軍訓課程。
4
島嶼之外，隨軍流動的臺灣人
日軍進入瀋陽，標誌著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擴張。這一事件揭示了戰爭期間大量人口的強制移動，許多臺灣人被徵召參軍或被迫移居，命運因此改變。
當臺灣島內過著苦悶的日常時，在日本覬覦的南洋，一群臺灣人忍著燠熱的天氣行軍作戰；遠在南洋、臺灣另一端，天寒地凍的滿洲也能瞥見日軍軍旅中少數臺灣人的身影。彼時臺灣人作為殖民地人民，隨著軍隊腳步出入東亞。
不過，臺灣人大量隨軍進出的現象是二次大戰後期的事。事實上，日本始終忌憚於從殖民地徵調兵員。原因是徵兵、義務教育、納稅為日本國民的義務，倘若徵用殖民地人民充作兵員，日本政府豈不是承認殖民地人民無異於日本國民？
因此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人起先只能充當軍中位階最低、專門從事勞務的軍伕，或是位階再高一些的軍屬。在二次大戰期間，軍屬、軍伕徵調規模始終零散不一。臺灣總督府視戰場需要，下令各地方政府徵用青壯年人口，用「農業義勇團」、「農業挺身團」、「勤勞團」、「勞務奉公團」等名義，以及專門徵調原住民青年的「高砂義勇隊」，派遣臺灣青壯年前往華南及南洋戰場，在戰場後方務農以補充軍糧，或是在貨物廠、兵工廠充當勞動人口。
戰線推進至太平洋後，日本節節敗退，使得殖民地也得提供兵力。1941年，臺灣總督府決定於翌年實施陸軍志願兵制度。當時，報紙大肆報導臺灣人響應募兵，甚至在正式募兵前，就有2萬名青年投遞象徵性的志願書。1942年開始募集第一批陸軍志願兵時，有42萬人爭搶僅1000餘位的名額。1943年海軍也跟上陸軍腳步招募志願兵，引來多達31萬人響應。同年9月，就在海軍公布志願兵名單後，日本旋即宣布將在1945年對臺灣全面徵兵。
1941年12月，日本突襲美國，是為珍珠港事件，引發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這一事件使戰爭進一步擴大，臺灣人成為戰時動員的一部分，被派往南洋和其他戰場，經歷戰爭的艱辛與苦難。
煙硝中，也能見到臺灣女性的身影。總督府不僅鼓勵女性擔任「軍伕」，另外，也徵募「從軍看護助手」，讓女性接受護理培訓後，派赴至華南戰地軍醫院執行勤務，自1942到1944年，共徵募三期。有別於灰頭土臉的軍伕，「白衣天使」這種近代興起的工作更受臺灣女性青睞，報名的踴躍程度不下陸、海軍志願兵。光是第一期僅徵募200個名額，就有近6000人報名。
談到戰場上的女性，難以忽略「慰安婦」的存在。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出於「維護軍紀」、防止兵士非禮平民乃至敵國女性等理由，在日本本土、殖民地朝鮮、中國、東南亞等佔領地設置「慰安所」，將女性帶至此處提供性服務。據日後願意出面陳述自身經驗的前慰安婦所說，她們有些是在貧困處境下不得已從事慰安工作，有些在未被充分告知實情下被引介過去，也有些是被強迫帶去慰安所。進入慰安所後，女性不僅暴露在懷孕、感染性病的風險之中，還得視同軍隊一員，執行看護、洗滌、烹飪等雜務，比軍屬、軍伕的處境更加艱難。
此照片攝於1938年，地點於上海市的一所小學校庭，是日本在戰時佔領中國期間所拍攝。畫面中的慰安婦正接受健康檢查，是制度化管理與軍事控制的歷史見證。
隨著1945年8月6日、9日，盟軍投下兩顆原子彈震撼日本。同月14日，昭和天皇親自錄音，宣讀日本同意無條件投降的詔文。翌日中午，透過廣播將投降宣告佈達於日本全境，史稱「玉音放送」。二次大戰亞洲戰場至此才正式告終。
但是，戰爭如此輕易結束在8月15日嗎？前慰安婦們帶著日軍烙下的傷痕，在戰後開啟究責與訴訟的抗爭。對於包括「半山」在內的海外臺灣人而言，他們還得踏上為期數月至一年的漫漫回家路，或是被送上法庭當作戰犯處置。曾千里迢迢移住到台灣的日籍居民以及他們的子女「灣生」，也在數年之間陸續被遣返，回日之後的適應生活卻又是個難關。
戰爭中的人口移動
臺籍日本兵
二戰時期，臺籍日本兵多被徵召至南洋叢林作戰，他們在戰後多被遷移至臺灣。一部分軍人被遷移至其他地區，如陳以文；也有一部分的日本兵仍滯留在戰場內。
路線底圖：1945 年，戰爭末期的日本控制區。（Wikimedia / public domain）
慰安婦
二戰期間，日軍為解決軍隊內的性需求及性病問題，在臺灣、朝鮮、內地、中國一帶徵召及擄掠民間女性，為日軍提供性服務。前臺籍慰安婦多前往南洋與中國的慰安所，常遭受暴力行為與社會上不友善的眼光。
路線底圖：1945 年，戰爭末期的日本控制區。（Wikimedia / public domain）
灣生
戰後的在臺日本人因為「去日本化」政策，被行政長官公署強制遣返回日本，這些被遣返的在臺日本人稱作「引揚者」，其中在台灣出生的人即是「灣生」。灣生回國後，多數難以適應日本的生活環境，遭受日本當地社會的歧視與不平等待遇。
路線底圖：1945 年，戰爭末期的日本控制區。（Wikimedia / public domain）
半山
「半山」指的是在日治時期前往中國，直到戰後才返臺的臺灣人。「半山」擁有與國民政府緊密連結的身分，在國民政府來臺後多用這些人擔任政府官員，管理臺灣社會。
路線底圖：1945 年，戰爭末期的日本控制區。（Wikimedia / public domain）
臺籍中共黨員
二二八事件後，前臺籍共產黨人士多移往中國活動。臺共著名成員謝雪紅等人於香港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並在後來與中國共產黨合流，成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統稱省工委會）的外圍組織。
路線底圖：1945 年，戰爭末期的日本控制區。（Wikimedia / public domain）
而對於島內臺灣人而言，日本帝國崩解後，臺灣新秩序會如何、又由誰建立？臺灣未來會被牽連進什麼樣的國際局勢？臺灣人沒有想到，戰爭結束後，迎來的將是前仆後繼的難題。
5
尚未結束的戰爭
1945-1950
1945年10月25日，臺北公會堂舉行中國戰區第十五受降區受降典禮，標誌著臺灣正式結束日本的殖民統治，進入中國統治時期。
1945年8月15日，在昭和天皇投降前一小時，蔣介石其實也在重慶利用廣播發表抗戰勝利演說。在末段，蔣介石談到：
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後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
“
”
這段《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日後以「以德報怨」之名，被用來概括戰後中華民國對日本寬大為懷的處置政策。
但剛經歷「八年抗戰」的蔣介石，為何會在戰爭剛結束就選擇「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呢？這樣的原則，又與臺灣有什麼樣的關係？
蔣介石選擇「以德報怨」的箇中原因，除了為牽制蘇聯與中國共產黨，更與盟軍對東亞戰後秩序的安排密切相關。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中、美、英發表《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主張日本應歸還臺灣、澎湖及中國東北。1945年，為換取蘇聯參戰，美、英、蘇在波茨坦會議協商，決定對日採取寬大處置原則，中華民國則未參與此次會議，只能被動接受並簽署《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可見中華民國在對日事務上，實際上並無太多主導權。
戰爭結束前夕，臺灣也在國際棋局中浮現重要地位。雖然《開羅宣言》主張臺灣應歸還給中國，但美國海軍基於東亞局勢與國際法慣例，傾向暫時軍事占領，待和約簽訂後再確認主權歸屬。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此安排，1944年任命陳儀為「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著手規劃接收。起初預計由盟軍共同占領，但美國陸軍評估不宜過度投入臺灣，遂改由中華民國代表盟軍、美國輔助的模式實施接收。1945年9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由陳儀執行統治。
陳儀政府雖手握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卻在治理上顯得無能。政治上，來臺官員貪瀆腐敗，輿論與報紙不斷揭露民怨；經濟上，戰後重建困難，地下經濟猖獗；文化上，中國官員將受日本人殖民統治的臺灣人視為「奴化」，強制禁用日語，激起反感。這些積怨最終在1947年2月27日的緝菸流血事件引爆，觸發全臺規模的抗議與協商。這起抗爭，並不只是因緝菸事件而起，長官公署的不當統治才是根本原因。
二二八事件不僅反映民間對長官公署的不信任，對國民黨中央政府更是一大警訊。事件爆發時，國共內戰正值關鍵期，中央不容後方動盪。蔣介石收到陳儀請兵電報後，立即派遣整編第21師由基隆登陸，配合情治機關的分化行動，國民黨政府迅速從北到南執行強力鎮壓。
戰後短短一年半，臺灣在主權未明的情況下被納入盟軍、中國、美國主導的新秩序，卻因接收失序爆發二二八事件。美國對整個過程瞭若指掌，事件過後也重新思考：臺灣是否該由中華民國接收？是否存在其他可能選項？「臺灣地位問題」遂逐漸浮出檯面。
6
國際外交下的臺灣地位問題
《舊金山合約》（亦稱《對日和平條約》）顯示了日本放棄對臺灣的主權，但並未明確規定臺灣的最終地位，成為臺灣戰後國際地位爭論的重要參考點。
二二八事件過後42年，臺灣才出現第一部以此為主題的電影──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劇中靈魂配角陳松勇一句經典臺詞，道出戰後臺灣人在政權轉移下仍屈居次等國民的苦悶處境：
「咱本島人上可憐，連鞭這馬日本人，連鞭中國人，眾人食、眾人騎就無人疼，姦！」
“
”
這句怒罵道破：政權轉移未帶來自主，反讓臺灣落入另一種壓迫。令人不禁追問，這場「轉移」是否真如國民黨所言那般理所當然？
如前所述，戰後臺灣僅是由國民黨政府代盟軍實行佔領，主權移轉須待正式條約完成。然而，自接收開始，陳儀政府即以「光復」、「領有主權」等詞建構臺灣歸屬中華民國的敘事，宣稱自《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後，臺澎主權早已轉移。
然而，依照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條約來看，臺灣主權相關條約至1951年《舊金山和約》與1952年《臺北和約》才簽訂。弔詭的是，因為彼時已出現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中國」，但兩和約只有指出「日本放棄臺灣、澎湖主權」，未指明移交主權的對象，因此衍生出「臺灣地位未定論」，質疑中華民國統治的正當性。
相對地，主張中華民國統治正當性者，則援引《臺北和約》第10條，認為臺灣既屬於中華民國統治有效範圍，臺灣人自然是中華民國國民。
但僅就和約條文討論臺灣地位，容易忽略戰後國際外交的諸多考量。
回到兩份和約簽定前，美國曾重新評估臺灣獨立，以及將臺灣地位問題付諸聯合國表決的可能性。二二八事件後，美國也重新思考國民黨政府的治理能力適不適合統治臺灣。因此，美國國務院先是短暫聯繫「臺灣再解放聯盟」，發現他們欠缺政治實力與知識，便在1949年上半年放棄協助他們，轉而研商臺灣地位問題付諸聯合國議決的計畫。
在國務院的盤算下，讓臺灣地位問題交付聯合國表決成功，便可以實施公投，展現臺灣人「住民自決」，同時避免美國被指控「帝國主義」、「干預他國」。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藉機將臺灣問題推向國際，9月正式在聯合國提出「臺灣問題案」，結果該案因美國國內政治壓力未果。蔣介石得知後震怒，但國民黨內部的外交專業人士提醒應配合美方，避免失去支持。於是，國民黨政府對內宣稱擁有臺灣主權，壓制媒體報導，同時與美國協商。直至同年10月中共出兵北韓，國際焦點轉移，臺灣問題案才被無限期擱置。
1951年，傾向中華民國的美國與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國幾經交涉，決定不讓任何一方中國政權參與多邊和約，並由日本決定與誰簽約，條文僅載明放棄臺澎主權、不指明歸屬，導致當年日本與絕大多數盟國簽訂涉及臺灣地位的《舊金山和約》時，中華民國並未列席。
隔年，在美國壓力下，日本選擇與中華民國簽署《臺北和約》。《臺北和約》受美國限制，條文須與《舊金山和約》一致，且僅適用於臺澎金馬。國民黨政府企圖加入「主權移轉」的條文，遭美方多次阻止。至於前文提及第10條有關中華民國國民的條文，中華民國外交部稱此條文是為避免《舊金山和約》放棄臺澎主權後，人民與財產權益出現真空，條文本身並未改變臺澎主權未定的狀態。最終，此和約簽訂後，臺灣問題才暫時告一段落。
在國民黨政府宣稱「領有臺灣主權」的敘事之外，實則存在另一條被壓抑的歷史線索：臺灣曾被視為可交付聯合國討論、甚至能推動住民自決，不只是「眾人食、眾人騎就無人疼」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歷史軌跡，不僅挑戰了戰後中華民國在臺統治的正當性，也讓「地位未定」不只是一紙條約的遺漏，而是一場至今仍未終結、攸關臺海問題的政治現實。
7
內戰的延續、冷戰的開端
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後，人們上街遊行慶祝臺灣「光復」。當時的臺灣社會並未意識到，國共內戰將延續為長期緊張的臺海局勢。更難以預料到，臺灣即將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人民將在高壓統治下言論受限、思想受控，白色恐怖蔓延。
1949年12月29日，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剛從中國大陸敗退來臺，美國內部針對是否軍援臺灣的爭論也進入高潮。主張與臺灣繼續維繫一定關係的美國軍方與希望美國從臺海問題抽身的國務院相持不下，最終由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代表的國務院立場勝出。會議中，艾奇遜痛陳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並指出敗退到臺灣形同中華民國政府的末日將至。面對這番指控，知情的軍方高層自是無言以對。
白宮隨即拍板定案，制定〈第48號國家安全政策文件〉（NSC-48），明言美國無意介入臺海事務，亦不會協防臺灣。1950年1月5日，美國政府發佈新聞稿對外宣布此立場。同時，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更不留情地批評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是「前所未見最腐敗的政權」。
該文公布之際，中華民國正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國共內戰初期，國民黨曾佔據上風，但自1947年下半年起，因諜報戰失利、軍事策略錯誤，加上經濟政策失敗與官僚腐敗導致民心盡失，國民黨政府迅速潰敗，並在1949年底全面撤退來臺。
美國之所以在1949年選擇不積極介入臺海問題，也與當時全球冷戰局勢的轉變密切相關。1946年，希臘爆發由美英支持的政府軍與希臘共產黨反抗軍之間的內戰，儘管蘇聯未直接支持希共，原先聲援希共的南斯拉夫亦在內戰末期撤回援助，這場衝突仍被視為冷戰的一部分。同時，1948年美、英、法三國在共同占領的德國地區計劃設立西德並發行新貨幣，激起蘇聯強烈反彈。蘇聯遂封鎖西柏林的水陸通道，迫使盟軍動用空運補給，展開歷時近一年的「柏林空運」行動，美蘇對峙態勢正式成形。
於是，在當時的緊張局勢之下，美國傾向集中資源圍堵蘇聯對西歐的擴張。至於臺灣，由於具備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若臺灣落入共產陣營手中，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將受到威脅，甚至，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可能聯手挑戰美國在中太平洋的勢力。因此，美國並未決定全面放棄這座島嶼，而是先觀察臺海情勢發展。同時，美國仍期待著毛澤東能夠與蘇聯保持距離，便嘗試藉由與中國共產黨新政權建立關係，進一步牽制蘇聯。
然而，美國未預料到的是，第48號政策文件公布短短半年後，1950年6月，北韓在蘇聯與中國的默許下發動對南韓的閃電進攻。面對戰局急遽惡化，美國為了防止戰事擴大，便迅速調整政策，側翼保衛南韓，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形成「海峽中立化」，也就是中共無法武力「解放臺灣」，國民黨亦不得「反攻大陸」。同年10月，中共以「志願軍」身分參加韓戰，襄助蘇聯，使美國放棄原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寄望，轉而與中華民國形成更緊密的東亞戰略同盟。
對中華民國而言，1949年12月至1950年10月這將近一年的劇變，幾乎可說是滅亡邊緣的絕地重生。原本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國共內戰，因國民黨撤退而轉化為「大陸／島嶼」的地緣對峙。再之後，國民黨政府因為韓戰的契機，成為美國東亞冷戰的同盟，得到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在臺灣站穩腳步、重新出發。
然而，若將視角轉回臺灣內部，這段時間對臺灣社會卻未必是一段重生的故事。隨著國共內戰擴大，國民黨政府於1949年5月19日發布《臺灣省戒嚴令》，將臺灣全面納入戰時體制，人民的人身自由、言論與集會結社權利全面遭受壓制。政府以打擊共產黨為名，移植來自中國大陸的嚴刑峻法，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便是1949年頒布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俗稱「二條一」），對犯內亂、外患者處以唯一死刑。在美國重新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的撐腰下，國民黨雖無力反攻大陸，卻也因此有恃無恐，在臺灣展開對內部的高壓統治。
《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標誌著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建立一種具有強烈威權色彩的統治體制，延續了中國內戰中的高壓政治，為臺灣的白色恐怖統治奠定基礎。
1949年5月19日，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的陳誠正式發布《臺灣省戒嚴令》，並宣告自5月20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
1949年後，隨著《臺灣省戒嚴令》實施，《懲治叛亂條例》成為白色恐怖時期的法律依據之一。此條例用來懲罰被認定為「叛亂」或「顛覆政權」的人士，包括批評政府、持不同政見者、文化與思想工作者。
此為軍事審判判決書。在戒嚴時期，軍人劉效桓因涉匪嫌遭調查。1952至1955年間，海軍總司令部指示左營要港管理處，調查劉效桓的日常行為，並經國防部核准後，移送軍法處審理、執行判決。此案反映當時軍方對軍人思想與行為的嚴密控管。
陳中統案是戒嚴時期具代表性的政治案件之一，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於1969年審理。此為陳中統案的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反映出戒嚴體制下對思想與言論的高壓控管。
陳中統在留學日本期間，接觸到「臺灣青年獨立聯盟」與主席辜寬敏，1968年返台攜帶「臺灣人民自救宣言」傳單，1969年結婚後遭逮捕入獄。服刑期間協助抄錄政治犯名單，並透過海外人脈交由國際特赦組織公開，引發國際關注。
於是，1945年「玉音放送」所宣告的全面投降、戰爭結束才滿5年，臺灣卻已再次淪入名為「白色恐怖」的長期戰時狀態，持續近40年。
綠島人權紀念碑，反映了臺灣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嚴酷歷史。綠島作為政治犯的集中地，見證了國民黨政府的恐怖統治和對異議人士的打壓，這一歷史背景成為臺灣人權紀念的重要象徵。
雖然自1930年起算的半個世紀，臺灣以及意外與臺灣成為命運共同體的金門、馬祖，並沒有真正淪為兩軍短兵相接、血肉廝殺的前線戰場。
但是，戰爭對於臺灣最深遠的影響，從來就不是肉眼可見的死傷。更重要的是，戰爭成為一種持續性、如背景般的存在：因為戰爭，國家得以名正言順地限制商品的價格或物資的流通；因為戰爭，國家能夠將人權、自由、司法等重要價值，擺在軍事統帥權力之後；因為戰爭，國家能夠理所當然地掌握並操控社會的一切。
於是，戰爭之於臺灣，不只是某些具體的軍事設施或戰場遺址，也不是短短幾年躲空襲、喊戰爭標語的記憶，而是自1930年代延續半個世紀之久的常態。並且，還遺留了一個對臺灣影響深遠的「國家—社會」結構：一個強大且不容質疑的國家，對照一個被壓抑且難以自主的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樣的結構以「總動員」的名義深植人心；戰後，它又換上「戡亂」、「戒嚴」的名號控制社會。無論是日本殖民政府或中華民國政府，他們都以國家安全為由，使得服從義務化約成臺灣社會無所不在的規訓。久而久之，戰爭便不再是外部威脅，而是向內滲透臺灣社會的肌理，使得「服從國家」、「接受統制」消融成臺灣人再自然不過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