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6
殖民的現代夢
(1910-1930)
黑白照片：日本統治初期，臺灣島上的住民大多維持著傳統的服裝、思想與生活方式。圖為1900年《地理寫真帖》中的臺灣島住民（漢人）。
野口保興 / Public Domain / Wikimedia Commons
泛黃照片：在日本數十年近代化政策的改造下，新一代臺灣人也接受了西式的服裝穿搭，思想也有著巨大的變化。圖為1944年檢察官王育霖及其妻子陳仙槎與長子王克雄的合照。
Unknown / Public Domain / Wikimedia Commons
原本在煙霧中熟睡的王秀才，突然被送報伕的聲音吵醒。
「コウブンキュウダイ（高文及第）、コウブンキュウダイ！」
王秀才得知送報伕捎來東京留學小兒子的電報，欣喜地要送報伕讀日文電報文，無奈只讀過公學校的送報伕也看不懂，改由大兒子幫忙翻譯：「高文及第」就是「高等文官」，可當郡守、知事，差不多是舉人進士的官階。這是非常高的榮耀，全臺灣找不到幾格符合資格的人呢。
王秀才聽了驚喜，追問高等文官年俸祿多少？聽大兒子說初任二千，立刻讓王秀才的心情盪到谷底，感嘆日本人統治的日子不比清朝，當官就能三妻四妾，隨即打個哈欠回房抽鴉片。
同一時間坐火車準備歸家的小兒子，身穿洋服西裝、梳油頭，盤旋著想對家人說的話：我是高文的合格者，是臺灣人的代表的人物，絕不是日本人以為的劣等民族！
上述引用自陳虛谷的小說〈榮歸〉，雖是小說，卻真切地反映1910年代的臺灣人遭逢的矛盾。在殖民政府的治理下，臺灣人民搭上了一台開往現代的列車，他們可能不知不覺就被載送到「同化」的目的地，但要是擅自下車卻又會被時代屏棄。若想保持警醒自主，同時又不被時代淘汰，唯一的辦法是留在車上，試圖在車廂內製造「翻轉」的可能⋯⋯
下一節：
帝國與現代化的繁華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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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與現代化的繁華願景
十九世紀起的科技進展將世界各地的人們一齊扭向現代化的進程。1851年英國倫敦的萬國工業產品博覽會堪稱英國現代化的成果大展，吸睛的水晶宮搜集了各國工藝品，並展示了最新的蒸汽機等工業技術，彰顯英國強大的國家實力，也吸引日本等強權國家效仿。
1877年，日本在東京上野公園舉辦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證明自己也是現代國家的一員，而1903年在大阪天王寺舉辦的第五回博覽會，會中移入臺南篤慶堂作為臺灣館場地，展示臺灣風俗特色，並特地送臺灣仕紳前往參觀。該年甚至模仿西方國家展示愛奴族、臺灣原住民、琉球人（沖繩）、朝鮮人、清國人⋯⋯等「落後民族」，引起被展示民族的強烈反彈，稱為「人類館事件」。這樣的「展示」並非單純的知識介紹，而是帶有「征服」的意味：被展示者成為帝國的戰利品，突顯展示者的優勢，同時暗示這些民族相對落後。
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的臺灣館場地，原為臺南劉氏宗祠的篤慶堂，佔地約有1600餘坪，館內除了展品外，更設有喫茶店、臺灣料理店等商業設施，吸引眾多遊客。
《東印度水路誌》是荷蘭人林斯霍登所寫ê，tī冊內底充滿新奇ê物件、有冒險kah異教徒彼个遠遠ê所在，一个仔一个，攏予行船轉來變好額ê水手，證明講是真ê。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 Open Data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 Open Data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在1910年代之後，原住民有時也會從被展示的對象改成為參加者，日本頻頻組成原住民參訪團，包含莫那魯道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的父親阿巴里（Avai'e Yata'uyungana）都曾去日本參觀城市、博覽會。
約莫同時期，臺灣武裝反抗事件漸歇，總督府開始規劃在殖民地舉辦博覽會，著名的有1916年慶賀始政二十週年的臺灣勸業共進會，還有始政四十週年的臺灣博覽會，展示了不少殖民政府治下成果所結合的「奇觀」，例如電器館展示的「水社杵音」是以人偶配唱片模擬邵族的杵音表演，這個裝置一方面體現現代音樂的製作技術，另一方面也藉由人偶裝置，使不同地區、族群的文化聚集於一處，打造出宛如帝國的鳥瞰視野，收攬殖民地的其他族群。
這場博覽會還有個特殊之處，就是在臺北設置主要會館外，特地在全臺廣設主題館，如臺南設置臺灣歷史館，展示自荷蘭時代以來至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征臺的史料；高雄西子灣海水浴場設觀光館；臺東設鄉土館展示阿美、排灣、布農、達悟族展品。這樣的規劃不僅具觀光宣傳作用，更能展現殖民政府在都市建設、交通工程、文化教育等各種軟硬實力。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的第一會場鳥瞰圖，位於臺北公會堂（中山堂）週邊。這場博覽會的規模極其龐大，不僅在臺北市內設立了三個主會場，全臺各城市也有分會館，展示其地方特色。
Unknown/ Public Domain / Wikimedia Commons
這場博覽會成功地打造出一幅現代的殖民地景象，巧妙地掩蓋了被殖民者的聲音，但小說家朱點人還是在短篇小說〈秋信〉中，以陳秀才逛博覽會說出心聲：「什麼『產業臺灣的躍進⋯⋯』，這也不過是你們東洋鬼才能躍進，若是臺灣人的子弟，恐怕連寸進都不能呢⋯⋯」
在小說結尾，陳秀才獨自坐在遷移到植物園的撫臺衙前，品嚐今非昔彼的蕭條。縱使他不願意承認，但臺灣確實是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建設下，才有博覽會展示的跳躍性現代成果。這場臺灣博覽會成功將臺灣的族群特色、歷史與現代化成就性躍進，通通收攬為日本帝國殖民地敘事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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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部落與帝國之間的青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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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部落與帝國之間的青年們
霧社事件發生後，總督府除了使用大量現代化軍備，也動員與日人交好的原住民部落「味方蕃」，對起事的德克達雅群進行圍剿。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典藏 / CC BY-SA 3.0 / 開放博物館
殖民政府將現代化影響帶入原住民部落，但從博覽會的事例就可看出，政府稱不上理解原住民的需求與處境，於是原住民青年對現代化的政策與措施感到矛盾無措，就成了難以避免的結果。
總督府施行的理蕃政策包括初等教育。1921 年，賽德克族的少年花岡一郎、二郎在十幾歲被選入「蕃童特別教育計畫」，花岡一郎原名為 Dakis Nomin，二郎為 Dakis Nawi，兩人出身自同一聚落，但並非親兄弟。他們插班進入埔里尋常小學校，當時臺中州知事在報告上寫道，他們與日本兒童同班學習，下課後也能無隔閡地一同遊戲。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順利——他們常被呼喊為「生蕃」或「蕃人」，這種歧視令他們感到極度羞恥，只能更加專心、努力地讀書。
同樣在計畫下培養的原住民青年還有川野花子（Obing Nawi）與高山初子（Obing Tado），她們分別在日後成為一郎、二郎的妻子。另還有鄒族特富野部落的矢多一生（Uong’e Yata’uyungana，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漢名高一生）就讀嘉義尋常小學校、臺南師範學校，跟日人、漢人學習課業、練網球、柔道。於師範學校在學期間，矢多一生曾協助俄國語言學家聶甫斯基在達邦部落調查鄒族語言，啟發他日後透過西洋音樂保留傳統文化的意識。
臺中州蕃童國語（日語）能力人數調查
《東印度水路誌》是荷蘭人林斯霍登所寫ê，tī冊內底充滿新奇ê物件、有冒險kah異教徒彼个遠遠ê所在，一个仔一个，攏予行船轉來變好額ê水手，證明講是真ê。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 Open Data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 Open Data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原住民青年，不只體會到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擊，還感受到族人在殖民下受到的壓迫。無論是武力鎮壓、集團移住、同化教育等政策，都在設法削弱部落的自我意識。完成帝國「教化之旅」的原住民青年，夾雜、糾纏在兩種自我身分之間，當暴力衝突真正發生時，他們又如何能回應部落的困境呢？
1930年10月27日霧社事件事發當天，霧社地區正忙著舉辦臺灣神社祭的運動會，殊不知馬赫波社的莫那魯道決定在這天清晨率領族人反抗，圍剿日本人。事件震驚了全臺，報上亦對官方宣稱「已歸順」的原住民的「叛變」理由議論紛紛，特別花岡一郎、花岡二郎自殺前在宿舍牆上所留下的遺書，引起眾人猜想。《臺灣新民報》將其翻譯成漢文：
我們兩人非從此去世不可，蕃人是因為過於被強制勞役才會弄出這樣事件，雖然我們對於這等蕃人亦沒有法子了。
“
”
然而警務局在《霧社事件誌》中的記載卻有不同解讀，認為兩人自戕是因為自視為霧社地方的先覺者，卻未能發覺這次重大事件而深以為恥，因此舉家以死向日本官憲謝罪。同樣的一篇遺言內容，詮釋的落差卻顯而易見。
對殖民現狀感到矛盾的人，並不限於原住民身分的人。被譽為原住民醫療之父的醫師井上伊之助也有同感。當井上伊之助在1926年來到臺中東勢的白毛社（Pasing），發現八成以上的人患有感冒，醫療資源匱乏，連井上伊之助自身也染上感冒、瘧疾。他所對抗的疾病，有些正是隨著理蕃政策與外來人士一同進入部落。過去深居高山的原住民，本來就少與外人交流，遇疾病則依習俗遷居，但是在理番政策推進下，舊有的秩序被破壞，族人被迫遷移並與外人交流，無抗體的身體便容易染病，而一旦致死，更進一步激發了反抗情緒。族人普遍相信流感是祖靈對接觸外來者的震怒，所以得對日本人出草。
面對原住民攻擊，殖民政府派部隊鎮壓，動用機關槍、砲臺、飛機投彈轟炸，讓泰雅族人領會「現代的力量」，但最有效的攻勢其實是祭出襲擊、獵首賞金，吸引被出草波及的漢人參戰之外，也吸納其他部落向政府靠攏，成為所謂的「味方蕃（みかたばん）」，即較親近或協助日方的族群。部落基於對資源的需求，或擔心遭警察清算，便會加入味方蕃，如莫那魯道所率領的馬赫波社也曾擔任味方蕃，攻打反對總督府的沙拉茅社，由此可見各部落與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無法一刀劃分是敵是友。
霧社事件亦有味方蕃協助鎮壓，事件落幕之後，也曾發生由日人勾起的部落衝突。前述提到的高山初子在事件後作為「保護蕃」住進收容所，未料味方蕃的都達群在1931年4月襲擊保護蕃，稱為「第二次霧社事件」，外界普遍推測，日警默許了這次都達群主導的報復行動。高山初子倖存下來，與剩餘族人被集中到川中島後產下遺腹子，在失血過多的危急中，幸好在那遇見井上伊之助，救回性命。
帝國以現代文明之名前進深山，瓦解部落原有的社會秩序，帶來疾病與紛爭。井上伊之助不認同殖民政府自以文明之姿迫使原住民順服，他內心期待著，希望不同族群能有和平共處的一天。當他看到在能高郡役所展示莫那魯道未腐化的遺骸，雖然一時難冷靜：「怎麼憎恨他也不足消恨」，但一想到曾在川中島醫治過莫那魯道的遺族，他仍選擇放下仇恨。
井上伊之助呈現了自己身為殖民他者的日本人，以及作為個人去同理被殖民者的衝突、複雜心情。究竟誰才文明／野蠻，站在他的立場來看，答案絕不簡單。實際上，對於如何統領殖民地，日本政府內部也有複雜的不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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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決與殖民母國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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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決與殖民母國的檢討
為了實現臺灣地方自治，1930年8月楊肇嘉與林獻堂等人在臺中創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林獻堂坐於前排左一，楊肇嘉站在二排左五。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典藏 / CC BY-NC-SA 4.0 / 開放博物館
1917年，14歲的公學校少年張深切抗議學校禁止臺灣學生說臺語，甚至說了將來若換臺灣人殖民日本就要禁止日本人說日語，而慘遭退學處分。雖然他還不知道什麼是「民族自決」，但已經初嚐到思想啟蒙的酸甜滋味。後來，張深切被送往日本留學，輾轉住進總督府在東京為臺灣學生蓋的「高砂寮」宿舍。「高砂寮」原是為了集中監管、規訓殖民地學生的思想，卻難抵抗「大正民主」的潮流，成為留學生的社運基地。
為何大正時期要冠上「民主」稱號呢？日本進入大正時期後，人民渴望國會能從被傳統勢力掌握的舊體制，改為更民主的「憲政體制」，社會與學院瀰漫著討論各種思潮的自由氣氛，各種政治、人權等運動陸續展開。
同時，國際上的思潮也風起雲湧。1918年，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十四點和平原則》演說提到：「關係到殖民地的所有請求，要自由而靈活，並且絕對公正地進行協調。在這種情況下，要解決與主權相關的所有問題時，原則上必須同等重視當事者（也就是住民）的權益，與政府等待法律權利決定的正當要求。」
雖然這項宣言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沒有發揮實質作用，卻激勵了各殖民地響起民族自決的號角。如菲律賓在美國協助下創建議會內閣、印尼在1918年設置國民參議會，而與日本、臺灣關係最近的朝鮮，則在1919年爆發了反日的「三一運動」。三一運動在日本學界掀起反對同化主義的聲浪，而這些思想間接或直接地影響臺灣人思考自己的處境。
企圖將異民族同化為日本民族的同化主義，是日本殖民政策的特殊作法。站在殖民母國的立場，同化為自身民族並不理智。然而跨入大正時代以後，殖民當局絲毫未質疑同化政策，反倒強化「將臺灣同化為日本民族」的目標，提高臺灣公學校就學率。
達成同化的手段即教育，如國語學者芳賀矢一在小公學校教員講習會所說：「國語教育不單只有語言教學目的。⋯［略］⋯我要從國語中讓學生瞭解潛藏其中的我帝國冠絕世界之國體國風，以涵養國民精神，這才是學生學習國語的真正目的。」
關注朝鮮問題的學者吉野作造，便曾直言同化政策是「不科學」的，並在《臺灣青年》（臺灣留學生所創刊物）創刊時發表賀辭：「文化運動的真正成功，必須立基於深遠的歷史與民族性，因此，並非他民族可指導之事。」
殖民研究權威山本美越乃在著作《殖民政策研究》中反對同化主義，並主張殖民地應在母國輔助下逐步施行代議制度，朝「自治殖民地」的理想前進。這番見解被採納進〈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而他也對設置臺灣議會表態支持。
明治大學教授泉哲則直言：「同化主義乃無方針的統治政策，也可以說是臨機應變的暫時性方策」，他在《臺灣青年》創刊號的賀辭中寫道：「不使臺灣成為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要有這樣的自覺。」這句話呼應了民族自決的精神。
這些反同化的學術論述，伴隨著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劇烈震盪著能獲得第一訊息的臺灣留學生，如1920年住進高砂寮的張深切，對寮生熱切討論時事、政治的氛圍印象深刻。在這些人當中活躍的林呈祿與蔡培火，更是扮演臺灣人與日本官學人士的橋樑角色。《臺灣青年》的許多參與者在1921年1月30日提交了第一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由具法律背景的林呈祿起草，刊物贊助者林獻堂擔任請願代表，人脈廣闊的蔡培火則找到議員引介，最終得以讓請願書順利送進第 44 回帝國議會，期盼設立「臺灣議會」監督總督府，實現臺灣自治。
雖然這份請願書未獲議會通過，卻引起社會高度關注。1921年，蔣渭水與林獻堂等人宣布成立「臺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他們希望透過文協持續宣傳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同時發起「新文化運動」，從文化與思想啟蒙層面，鼓勵臺灣人響應民族自決。
殖民政府在現代教育融入同化主義，但受惠於教育的臺灣人仍能找到抵抗的方式。除了在思想方面，有文協舉辦的夏季學校以及「臺灣人喉舌」的《臺灣民報》，在生活方面則有意識地穿著「臺灣服」，將酒樓菜色稱為「臺灣料理」，嘗試豎起「臺灣民族」的旗幟，不想同化於日本民族。但這些舉措都阻擋不了總督府同化政策。畢竟同化主義是將同化視作「尚未達成的約定」，意即在理念達成前，民族的相異都在預期之中。不過即便如此，當時的臺灣人仍展現出蓬勃的思想解放，不只對於自己的身分及生活展開思考，女性解放與左派思想等在當時堪稱突破框架的思考也逐漸萌出新芽。
下一節：
女性解放與左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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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解放與左派思想
臺灣共產黨的領導者謝雪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典藏 / CC BY-SA 3.0 / 開放博物館
1926年2月，彰化街發生了一起私奔事件，史稱「彰化戀愛事件」，彰化街街長楊吉臣三兒子楊英吉、霧峰林家後人林士乾，企圖以自由戀愛之名「誘拐」五名女性私奔到中國，其中不乏有倡導婦女解放的「彰化婦女共勵會」（以下簡稱共勵會）成員。此事件不僅讓共勵會成為眾矢之的，也重創背後的支持者文協。
共勵會成立於1925年2月8日，是第一個臺灣人婦女團體。《臺灣民報》多次正面報導共勵會活動，如舉辦讀書會提高女性智識、組織運動會強身，以及登臺演講婦女議題等，卻也因為跟文協人士來往甚密而被總督府關注。
保守的舊文人勢力與立場偏向殖民政府方的《臺灣日日新報》，稱戀愛事件是「（文協）宣傳非文化的新思想——非孝論、自由戀愛、性的解放」所引起，也暗指文協藉機發動政治鬥爭。縱使《臺灣民報》試圖將議題拉回婦女問題，但彰化婦女共勵會仍在風波下停止運作，黯然離場。
1920年代初期，臺灣社運的風氣已有左傾現象，直至中後期，風氣愈趨左傾。1927年1月3日文協臨時總會上，連溫卿為首的文協青年派獲得新文協的領導權，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舊幹部宣布退出，從此文協轉為左派團體。左翼團體開始將婦女議題聚焦到婦女勞動的實質問題，如工資不公，不像文協過去著重婚姻自主權、性別平等思想問題。
1927年12月，臺灣農民組合（簡稱農組）召開第一次全島大會，在場的高雄第三公學校女教員葉陶決定辭職，全身投入農民運動，之後被推選為婦女部部長，也認識了未來的丈夫——楊逵。從葉陶和其他活躍於農組的女性成員身上可以看到，當這些受過新式教育啟蒙的女性試圖如男性同儕一樣抵抗殖民同化、追求進步價值時，遭逢的敵人卻是殖民當局與父權結構聯手的多重阻礙。臺灣共產黨的創始人謝雪紅可說是特殊案例，她的經歷與前述的女性截然不同，還牽動了社會運動後期的格局。
在1920年代，社會主義思想隨著民族自決的理論來到臺灣。當時雖然臺灣自治已經是文協內部的共識，但究竟該在殖民體制下達成，或是該推翻體制才能實現，存在著兩種分歧看法。前者的主張被略稱為右派，後者則被泛稱左派。在1920年初，兩種思想在臺灣留學生腦中激烈震盪，如前述的張深切，雖抱有拯救民族的熱心，卻無法認同右派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便想到另一個選擇——去「祖國」看看。
張深切在1923年到1924年期間跑到上海留學，在那遇見謝雪紅，稱她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同為高砂寮舊識的彭華英與范本梁也在中國發展，這三人帶著日本的社會主義養分，來到抗爭運動更熱烈、蓬勃的上海法租界，感受到民族強烈的復興希望，開始落腳參與左傾運動，跟中國共產黨員有了來往，後來輾轉帶著左傾思想回到臺灣。
除此之外，亦有直接繼承日本共產黨的思想而回臺灣的留學生——山口小靜。她來自保守的臺灣神宮宮司家庭，但她骨子裡叛逆，留學期間參與社會主義研究團體，因而認識日本共產黨的創黨元老山川均與山川菊榮夫婦，甚至參與創設無產女性解放團體「赤瀾會」（圖）。直到1921年肺病病情加重後回臺休養，而結識連溫卿，山口也將連溫卿引薦給山川夫婦，給予他更多的思想刺激。
日本與中國的共產思想便是透過零星的人們，與臺灣有所交集，而到了1920年代後期，左派風雲人物謝雪紅也終於躍上臺灣的歷史舞臺。
跟張深切相見的謝雪紅，其實是沒上過學、認不得多少字的底層女性，卻意外被拱上臺演講，激起她研究共產主義的渴望。她的本名叫謝阿女，12歲被賣作童養媳，靠努力與機運逃出，得到去上海讀書的機會，甚至成為少數到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的臺灣人。
1928年4月15日，謝雪紅等人於上海法租界成立「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遭日警逮捕、押送臺灣。一個月後，她因證據不足被釋放，陸續與推動成立農組的簡吉以及文協、臺灣民眾黨等人士見面，指導各左翼團體的抗爭行動，使臺灣的左翼團體正式與蘇聯的「共產國際」組織接線，卻也埋下臺灣左翼團體的路線分歧。
當時臺灣共產黨受日本共產黨指導，而日本共產黨又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1927年，日本共產黨內部發生了一場路線之爭：一派認為工人的無產階級意識應該自然地發展覺醒，不必事事都聽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另一派則主張應該由知識份子領導工人革命，並且嚴格遵循共產國際的方針。最終後者在黨內佔了上風，路線之爭的餘波也延燒到了臺灣。謝雪紅以共產國際代言人的角色主導己方人馬在農組和文協中取得優勢，但在逐漸得勢的同時，情況卻又急轉直下：日本政府展開對左翼人士清肅，臺共的東京支部被瓦解，失去聯絡管道。共產國際轉而讓中共指導臺共，但帶著中共指令來台的成員與謝雪紅意見多有衝突，最終引發內部整肅，謝雪紅因此被排除在外。
臺共內部的理念紛爭，其實可看成日共系與中共系的消長關係，且能對應當時日共、中共的活動狀況。然而無論誰取得優勢，臺灣總督府在1930年前後，開始加強打壓左翼人士的力道，使左翼團體的力量潰散，運動至此走向衰退之路。
此外，不只是社會運動，即使臺灣島上的住民先前積極抗衡殖民同化，但爭取自治的機會也同樣早已流失。隨著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在即，同化政策逐步深化，而臺灣已開發的農業、工業與資源，也隨之被動員進入日本的國防體系，為接下來的戰爭與皇民化運動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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