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7
(1930~1950)
In March 1990,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civic groups converged at Taipei’s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to protest that—even after martial law ended—presidential elections were still determined by so-called “eternal legislators.” The demonstration later became known as the March Student Movement, or Wild Lily Movement.
(Taiwan Shinsheng Daily / Academia Historica)
On March 23, 1996, when many people in Taiwan walked into polling stations, they may have felt that they were making history. That day marked the island’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 over 10 million people venturing out to cast their votes.International media from around the world arrived, drawn by curiosity about this seemingly improbable emerging democratic nation.
在這場歷時8年的戰爭後,臺灣從戰敗國的殖民地,轉而交由戰勝國中華民國管理。此後眾所周知,取得慘勝的中華民國,旋即領著臺灣步入「國共內戰」與美蘇代理人戰爭「冷戰」(Cold War)兩場戰爭之中。
即便不是軍隊短兵相接之地,臺灣島卻從1930年代以來的半個世紀,都籠罩在社會隨時能夠被國家動員、利用的「戰時」狀態──如同日本高喊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皇民化」,以及戰後國民黨政府口中的「戡亂」、「反攻」。
但是在1935年,臺北市仍熱烈舉辦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這場博覽會的參觀者來自全臺、乃至日本內地,每日會場人流如織。
不只是博覽會,1930年代的臺北街頭盡顯消費文化盛行的「摩登」(modern)時代景象。
身著西服的青年男子群聚在咖啡廳,一面望著俏麗的服務生「女給」、一面商議大事;穿上華麗洋服的「モダンガール」(Modern girl),漫步在臺北車站附近新設的「新公園」;臺灣第一家百貨公司「菊元百貨」,也在1932年盛大開張。
在1930年代臺北這座繁華的都市中,似乎聽不見戰爭的腳步聲——
同時,1937年,中國與日本爆發戰爭,臺灣正式進入「戰時」狀態。
實際上,戰爭往往並非如暴風般猛烈來襲。反倒是在統治者的細密規劃下,默默地調配物資、研究調查或是編列組織,不知不覺間就被統治者操弄於掌心。
1930年代的日本,便是漸漸一手攫住朝鮮、臺灣兩個殖民地,一手又向垂涎許久的中國、南洋伸去,讓東亞步向戰爭的開端,更讓臺灣開啟漫長的、連續戰爭的年代。

1
Under the Shadow of Empire
On August 23, 1958,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bombarded Kinmen, prompting civilians and military personnel to launch a movement supporting the front lines.
(Collection of the Taiwan Film and Audiovisual Institute / Open Museum)
曾參與左翼社會運動浪潮的小說家王詩琅,在1935年發表的〈沒落〉這篇短篇小說,便嗅出臺灣總督府令時代氛圍轉趨肅殺:
「滿洲事變前後,這小島上的社會運動像在颱風前的燈火一齊吹滅。改組後潛入地下的臺灣共產黨也被颱風剔起,把它往深海中掃去。」
“
”
〈沒落〉描述1920、30年代之交,參與社會運動的富家青年耀源意氣風發地參與運動,後來在被捕入獄期間,家中面臨持有股票股價暴跌、運動組織遭取締瓦解的窘境;故事最後,便結束在耀源頹靡度日的「沒落」下場。小說側寫的對象,正是王詩琅自己——這些在1931年「滿洲事變前後」遭到總督府整肅的異議份子。
王詩琅固然捕捉到1930年代政治社會的變貌。但實際上,耀源家遭逢股市重挫的經歷,正是王詩琅揭開的時代伏筆:經濟大恐慌。
經濟大恐慌起因於美國一戰後景氣大好,形成世界各地資金大量湧入、卻不符合實質經濟成長的泡沫經濟,於1929年10月破裂後,導致全球經濟蕭條。歐美各國為停止受到他國牽連,不再採取自由貿易,反倒築起一道道關稅壁壘,保護本國產業。
此時,日本在1930年前後,正面臨金融危機問題與農產暴起暴落的雙重危機。日本欲效法西方,構築一個以朝鮮、臺灣、滿洲為界的東亞壁壘,卻發現閉關的經濟圈和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的本質互斥。唯有對外侵略、拓展領土,才能擴張貿易市場規模、滿足資本主義需求。對外擴張的念頭,讓鼓吹「南進」的軍國主義得以孳生,也令日本政府重視壁壘領土內的糧食自給問題。
但在社會經濟動盪的1930年代初期,無論是日本本國或是殖民地農村,早已被鼓吹反對資本、地主與剝削的社會主義者介入。尤其在殖民地,倘若地主、日本會社壓榨過猛,往往引發工農抗爭。在朝鮮,自1929年底學生、工人、農村乃至抗日團體開始出現對朝鮮總督府的抗議。而在臺灣,臺灣農民組合、臺灣共產黨與各工運團體等組織,都一定程度受到日本這波不景氣的影響而興起。
為了讓躁動的社會,成為順服的、支撐國家命脈的生產地,日本強力取締帝國境內的工農運動與社會主義者。就如王詩琅所述:「社會颳起一陣冷冽的颱風」。
但是,暴力手段只不過是最淺顯的第一步。日本接著開始執行柔性又精巧,足以將殖民地社會緊抓不放的控制手段。
臺灣在1920年就出現一系列革除清代舊俗、改良公共衛生、普及國語與宗教事務的「生活改善運動」。這些「改善」措施,直到戰爭爆發後,仍舊透過行政力量對臺灣社會施加日常生活面的規訓。
日本殖民政府「改善生活」的各種措施
此外,1935年臺灣首次進行地方自治選舉,看似是臺灣民主選舉史中光輝的一頁,實際上總督府設下嚴格的限制,選任配合當局的領導人物。臺灣就在不知不覺間,做好了能為戰爭效勞的準備。

2
A History of Bitterness
臺灣總督府發布的《百萬分一臺灣全島圖》,詳細記錄了臺灣的地理和基礎設施,象徵著臺灣在日本南進政策中的戰略地位。
In 1964, the same year that Peng Ming-min published the “Declaration of Formosan Self-Salvation,” the exiled Taiwanese intellectual Wang Yu-de, living in Japan, published the book Taiwan: A History of Bitterness in Japanese. This book was not published in Taiwan until many years later, but it had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and circulated privately, as it resonated deeply with many Taiwanese exiles who shared his experience of displacement.
Bitterness and misery, tears and sweat—in those repressive times, such narratives often became the primary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aiwan's history. But, is Taiwan's history solely one of suffering?
實際上,《南進台灣》的目的,不是在影片開頭由旁白毫不遮掩說出劍指南洋的野心,而是透過旁白道出日本面臨物資不足、受世界排擠的窘境,必須採取行動應對。
《南進台灣》為日治時代所拍攝的紀錄影片,希望透過影片紀錄,將臺灣豐富的自然美景和資源,以及日本在臺灣主政以來的近代化成就,呈現於日人面前。因此影片由北到南,依序介紹了臺灣各大城市的重要景點、物產,作為鼓勵其「南進」東南亞的號召,並把臺灣塑造成「南國的夢想寶島」。
《南進台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僅供《新臺灣史運動》網站使用
「吾等為了打破此情勢,因此得在北方建立強大的國防線,更進一步,必須在南方開拓產業及經濟的生活線。因此,什麼在我們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是臺灣。」
到了片尾,鏡頭轉到馳騁海上的炮艦,旁白也再次對著大海宣示日本對於南洋的渴望:
「我們不客氣地說,要維持日本生存權的和平發展策略,不外乎就是南進。而我們南進的第一線,唯一的立足點就是臺灣,國民必須努力認識臺灣的重要性,南方是臺灣的基礎。
讓我們去南方!」
旁白高聲招徠人們投身南進行列,看似是呼應戰爭時局。實際上,臺灣總督府早在20年前就呼籲「南進論」,打起進攻南洋的算盤。1918年,臺灣總督府設置官房調查課,一面展開招聘各國語言人才、培育臺灣基層調查人員等工作,養成探勘調查實力;一面針對南洋地區的礦業、農業、地質,乃至政治、經濟、法治狀況進行調查,並彙整為《內外情報》、《南支那及南洋情報》、《南洋年鑑》等刊物。
除了總督府當局的調查,創立於1928年的臺北帝國大學,自創設之初即擔任探勘南洋局勢的先鋒,無論文科的文政學部、理科的理農學部,都開設數個以研究南方為旨趣的專攻講座,執行系統性的學術調查。
文政學部的南洋相關講座,研究南洋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問題。包括設有專事人類學調查的「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探討南洋歷史的「南洋史學講座」、致力於採集臺灣和南洋原住民語料傳說的「言語學講座」,以及研究領域觸及原住民民俗社會心理的「心理學講座」。至於理農學部,則著重臺灣與南洋的熱帶農工業資源。譬如當時日本帝國境內唯一以製糖與釀造為專修的「製糖化學講座」,以及直至二戰結束前,共開設五門不同領域專攻的「農學.熱帶農學講座」。
調查課與臺北帝大進行這一系列綿密的調查,最後不僅幫助總督府、日本當局擘劃南進的藍圖,更成為挺進南洋公司的指南。由於廣大的南洋地區,多歸於歐洲殖民帝國管轄,臺灣總督府自1910年代皆以「補助」為名義,資助第三方組織,如1919年創立並以南洋日人為主要客群的「華南銀行」,以及1936年由總督府、在臺製糖企業、日本財閥合資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簡稱臺拓)。
至此,臺灣總督府自1910年代耕耘的調查工作,隨著臺灣工業、製糖產業及學術環境逐漸成熟,以及日本對南洋資源的迫切需求,調查規模漸漸拓展,累積為數以百計的調查報告、學術刊物。它們不僅成為臺拓等企業開拓南洋的參考,更成為日後軍隊適應當地的教戰守則。
各面向的南進政策
回顧1930年代的發展,臺灣總督府為了向南洋拓張、攫取資源,對外運用臺灣資源,調查華南與南洋。對內則一方面將躁動的社會運動撲滅殆盡,掌控各村落與家戶、收編地方領頭羊為國家耳目,將臺灣整治得服服貼貼;另一方面,又漸漸順應在臺右翼日人、報刊媒體的輿論,誓言將臺灣人打造為日本臣民。
這一切,再伴隨著日本中央的軍事指示下得愈漸頻繁、報刊報導的口吻高唱戰爭、擴張的正當與必要,臺灣人這時或許也真切地感受到:戰爭的前夜,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