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March 23, 1996, when many people in Taiwan walked into polling stations, they may have felt that they were making history. That day marked the island’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 over 10 million people venturing out to cast their votes.International media from around the world arrived, drawn by curiosity about this seemingly improbable emerging democratic nation.

根據這些文字史料，世界認識臺灣的開始約莫自17世紀起算。當時的世界和臺灣，又分別是什麼樣子呢？

當時全世界的人口，不到21世紀的十分之一；最快速的交通工具，只有帆船和馬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許多人終其一生不曾離開出生的村莊，許多地方，甚至未曾出現「國家」的概念。

若聚焦於歐亞之間，16至17世紀之際，從歐洲通往東方的道路，仍由強盛的伊斯蘭帝國掌控，宗教改革的影響持續在歐洲發酵。如此局勢於16世紀末開始產生變化。西班牙、葡萄牙持有百年的航海知識，被寫入《東印度水路誌》一書後，終於能夠廣為傳播。巨型帆船搭載著人們對冒險、財富的渴望航向遠方，帶動資源與文化的交流，但歐洲各國的權力爭鬥也向美洲及包括臺灣在內的東南亞帶去無情的殖民戰火。

視角聚焦至東亞，國祚延續兩百多年的明帝國，當時正面臨內憂外患。東北關外的女真人與東南沿海的倭寇，令帝國軍隊疲於奔命。與日本豐臣政權在朝鮮半島的酣戰，更劇烈加重了財政負擔。即使如此，明帝國仍試圖維繫東亞海域的天朝秩序，艱難地支撐著泱泱大國的尊嚴。

臺江內海波瀾未興，遠在海外那些看似與其無關的人事物，卻牽動著它的命運。隨著外來者到來，曾經與世無爭的臺灣被捲入了周邊諸多勢力的競爭之中。

Ye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not simply a tale of triumph and jubilation. On the eve of the 1996 election, the specter of war loomed over the Taiwan Strait.

The book detailed a hypothetical plan and process for a Chinese Communist invasion of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d long planted operatives in Taiwan, waiting for the day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dubbed "T-Day Zero Hour"—to initiate a coordinated coup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 seizing control of Taiwan in one fell swoop.

進入17世紀時，明帝國以「朝貢制度」主導亞洲海域的龐大市場。相對於「合法」貿易體制，由日本人與閩浙華人構成的倭寇群體，則以海盜之姿縱橫海上，走私經濟極為盛行。而這群倭寇便是未取得明帝國許可的歐洲人來到亞洲時，重要的貿易對象之一。

歐洲人前往亞洲的原因，不僅止於香料的商業利益。荷蘭在西班牙的統治之下渴望獨立，歐洲國家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改變了亞洲的歷史。

往返日本、中國、呂宋等地之間的航線，臺灣當屬必經的海上樞紐。諸多海上過客在臺灣島周邊自去自來，島上原住民也已逐漸習慣。若來者良善，尚可互相交易往來，若遇海盜上岸劫掠，則與之拚鬥或遷徙躲避，如此經年。

但到了17世紀，原住民驚訝地發現，這次從海上來的人們居然開始佔地築城，似乎不打算輕易離去了。

The 1996 election also revealed deep divisions within Taiwanese society.

同時，警戒著荷蘭人的西班牙人，則在1626年跟進，於北臺灣基隆、淡水先後築城，籌劃貿易，並傳揚天主教信仰。

對於初來乍到的歐洲人，島上原住民並未望風披靡。他們或試圖以村社原有的文化去認知外來勢力，或巧妙地運用外交手段與之周旋。

在淡水河北岸的林仔社人，於1632年接納西班牙人在村社中建設玫瑰聖母堂。聖像安座的那天，林仔社人徹夜歡歌載舞，落成後社童也經常到教堂圍觀彌撒、聆聽讚曲，被西班牙人視為佈道工作成功。

然而，當西班牙人決定也到林仔社人的宿敵八里坌人的村落建立教堂時，林仔社人率眾襲殺神父，棄村潛逃。面對如此行動，西班牙人強烈批評林仔社人野蠻地背棄了信仰；但對林仔社人來說，擁抱教堂實為「獲得西班牙人力量」的象徵，他們自然無法接受西班牙人將此力量「分享」到敵對村社去。

回到臺江內海，1627年夏季，新港社頭目理加（Dika）率領新港社人與漢人通事等共16人，由濱田彌兵衛引薦前往日本。他們成功抵達江戶，晉見幕府將軍，並被日方尊稱為「福爾摩沙之王」。一番會談之後，理加主張將土地獻給將軍，以換取對荷蘭的抗衡；幕府則回贈了銀條、布匹等禮物，但並未接受獻地。

新港社人「遠交近攻」的計畫，自然不受荷蘭人待見。翌年理加一行人返回後，便被荷蘭臺灣長官努易茲下令捉拿，並沒收所有來自將軍的禮物。

濱田彌兵衛將努易茲的行徑，視為對將軍的不敬，憤而向荷蘭人拔刀，在談判中綁架了努易茲，德川幕府亦勒令停止荷蘭在日本的貿易活動，對剛剛站穩腳步的荷蘭人打擊甚大。

最終，VOC權衡利弊，決定將努易茲撤職並遣送予幕府監禁，以種種賠罪換取日方原諒。「濱田彌兵衛事件」展現了島上原住民的外交手腕，理加則在事件之後持續擔任新港社頭目，直到1650年去世為止。

In 1964, the same year that Peng Ming-min published the “Declaration of Formosan Self-Salvation,” the exiled Taiwanese intellectual Wang Yu-de, living in Japan, published the book Taiwan: A History of Bitterness in Japanese. This book was not published in Taiwan until many years later, but it had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and circulated privately, as it resonated deeply with many Taiwanese exiles who shared his experience of displacement.

同時期來到臺灣的兩群歐洲人，最終卻有了截然不同的發展。對臺灣而言，荷蘭人趕走了西班牙人是政權的迭代；對荷蘭人而言，則是在漫漫獨立戰爭中，所贏得的一場重要戰役。

Bitterness and misery, tears and sweat—in those repressive times, such narratives often became the primary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aiwan's history. But, is Taiwan's history solely one of suffering?

As the era of openness unfolded, it became increasingly evident that, while Taiwan’s past is indelibly marked by prolonged hardship, its people also have ventured into new territories, pursued their dreams, fought with courage, and even in darkness, found laughter and hope to hold.

1630年代，日本幕府為了杜絕天主教傳播，下令禁止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往來日本，甚至禁止日本人出航。信奉新教的荷蘭人因此得利，成為唯一能夠前往日本貿易的歐洲勢力，臺灣作為中繼轉運站的地位，也變得更加重要。

1630年起，VOC向臺灣據點投入大量資源，築起氣勢非凡的海上城堡熱蘭遮城。有鑒於麻豆社事件的重創，足以鎮壓原住民、重申公司威信的兵力，也陸續抵達。

1635年底，將近500人的荷蘭大軍報復性地攻打麻豆社，又逢天花肆虐，麻豆社的戰士染疫過半，幾乎無力對抗，社人只能四處逃竄。17世紀南臺灣的第一大社，在荷蘭人的槍火下宣告臣服。

有了武力加持，荷蘭人進而出兵消滅高屏外海小琉球島上的原住民，將小琉球島化為大員港的後備外港。此外更數度率領西拉雅村社組成聯軍，北上攻打中臺灣的虎尾壠社群（又稱華武壠社），一方面擴張草地獵場，來滿足蓬勃發展的鹿皮貿易，一方面透過征伐行動，讓歸順的勇士們得到獵首的機會。　

跟著荷蘭軍隊屢戰屢勝，促使原住民有了接受基督教的現實動機。

如1637年10月，荷蘭人率領村社聯軍擊敗虎尾壠人後，原先最為抗拒荷蘭人的麻豆人與蕭壠人，竟主動向牧師表示願意毀棄偶像，皈依基督。或許在他們心目中，敬拜「戰神基督」比舊神更能帶來勝利的保證。

年輕戰士改宗的同時，社會的原有信仰亦面臨打壓。

1641年底，200多名西拉雅尪姨被流放到諸羅山社，受洗過的社童則被留在教會生活，學習外文與基督教儀式。西拉雅人的傳統秩序與文化，在此過程中大受衝擊，卻也因此留下《西拉雅語聖經（馬太福音）》等珍貴文獻。

至於西班牙人，在北臺灣十餘年的經營，始終不甚順利。1620年代末期，美洲白銀逐漸減產，輸入馬尼拉與基隆的白銀也隨之變少。既然無利可圖，華商便不再願意冒著風險到北臺灣與西班牙人交易。傳教工作方面，雖然曾擴張至蘭陽平原，但當地原住民改宗的程度，也並未達到西班牙人的期望，前後甚至犧牲了至少三位神父。幕府禁止前來交易後，西班牙人漸漸轉移其勢力重點到菲律賓群島南方，在臺灣的據點苦無援軍，幾乎只能龜縮在城堡之中。

1642年8月，對臺灣北部虎視眈眈的荷蘭人登陸了和平島，五天的軍事衝突後，西班牙人離開了基隆、淡水。荷蘭人終於將其治理之手向北部與東部延伸，全臺沿海可及之處，幾乎都有公司代表前往原住民聚落交涉。

第一個治理範圍跨及全臺南北各區域的政權，儼然成形。

除了歐洲人、日本人與「唐人」（當時慣稱在海外活動的華人為唐人）之外，航海時代尚有許多不同民族出身的人們，在臺灣留下了生命足跡。

例如，臺灣民間傳說有許多烏鬼井、烏鬼埔等地名，所謂「烏鬼」並不是指如今俗稱為黑人的非洲人種，而是指膚色較深的東南亞人。他們多以奴隸身分來到臺灣，充當傭兵與工人。「烏鬼」人數雖少，卻穿梭於不少 17 世紀臺灣歷史的重要場景。荷蘭人曾有數以百計的東南亞奴隸，來到臺灣參與熱蘭遮城的興建過程，也經歷被鄭氏大軍圍攻時的槍林彈雨。其中一支「烏鬼傭兵槍隊」，在荷蘭人投降後為鄭氏集團接收。

臺灣沿海原住民的血脈，亦在歷史洪流中向世界擴散。1636年，小琉球島遭荷蘭人強制淨空後，倖存居民被發配為奴，包含上百名幼童由西拉雅人或荷蘭家庭收養。有些男童日後成為VOC的船員或士兵，女童則嫁給駐臺的荷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