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的現代夢

1917年，14歲的公學校少年張深切抗議學校禁止臺灣學生說臺語，甚至說了將來若換臺灣人殖民日本就要禁止日本人說日語，而慘遭退學處分。雖然他還不知道什麼是「民族自決」，但已經初嚐到思想啟蒙的酸甜滋味。後來，張深切被送往日本留學，輾轉住進總督府在東京為臺灣學生蓋的「高砂寮」宿舍。「高砂寮」原是為了集中監管、規訓殖民地學生的思想，卻難抵抗「大正民主」的潮流，成為留學生的社運基地。

為何大正時期要冠上「民主」稱號呢？日本進入大正時期後，人民渴望國會能從被傳統勢力掌握的舊體制，改為更民主的「憲政體制」，社會與學院瀰漫著討論各種思潮的自由氣氛，各種政治、人權等運動陸續展開。

同時，國際上的思潮也風起雲湧。1918年，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十四點和平原則》演說提到：「關係到殖民地的所有請求，要自由而靈活，並且絕對公正地進行協調。在這種情況下，要解決與主權相關的所有問題時，原則上必須同等重視當事者（也就是住民）的權益，與政府等待法律權利決定的正當要求。」

雖然這項宣言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沒有發揮實質作用，卻激勵了各殖民地響起民族自決的號角。如菲律賓在美國協助下創建議會內閣、印尼在1918年設置國民參議會，而與日本、臺灣關係最近的朝鮮，則在1919年爆發了反日的「三一運動」。三一運動在日本學界掀起反對同化主義的聲浪，而這些思想間接或直接地影響臺灣人思考自己的處境。

企圖將異民族同化為日本民族的同化主義，是日本殖民政策的特殊作法。站在殖民母國的立場，同化為自身民族並不理智。然而跨入大正時代以後，殖民當局絲毫未質疑同化政策，反倒強化「將臺灣同化為日本民族」的目標，提高臺灣公學校就學率。

達成同化的手段即教育，如國語學者芳賀矢一在小公學校教員講習會所說：「國語教育不單只有語言教學目的。⋯［略］⋯我要從國語中讓學生瞭解潛藏其中的我帝國冠絕世界之國體國風，以涵養國民精神，這才是學生學習國語的真正目的。」

關注朝鮮問題的學者吉野作造，便曾直言同化政策是「不科學」的，並在《臺灣青年》（臺灣留學生所創刊物）創刊時發表賀辭：「文化運動的真正成功，必須立基於深遠的歷史與民族性，因此，並非他民族可指導之事。」

殖民研究權威山本美越乃在著作《殖民政策研究》中反對同化主義，並主張殖民地應在母國輔助下逐步施行代議制度，朝「自治殖民地」的理想前進。這番見解被採納進〈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而他也對設置臺灣議會表態支持。

明治大學教授泉哲則直言：「同化主義乃無方針的統治政策，也可以說是臨機應變的暫時性方策」，他在《臺灣青年》創刊號的賀辭中寫道：「不使臺灣成為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要有這樣的自覺。」這句話呼應了民族自決的精神。

這些反同化的學術論述，伴隨著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劇烈震盪著能獲得第一訊息的臺灣留學生，如1920年住進高砂寮的張深切，對寮生熱切討論時事、政治的氛圍印象深刻。在這些人當中活躍的林呈祿與蔡培火，更是扮演臺灣人與日本官學人士的橋樑角色。《臺灣青年》的許多參與者在1921年1月30日提交了第一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由具法律背景的林呈祿起草，刊物贊助者林獻堂擔任請願代表，人脈廣闊的蔡培火則找到議員引介，最終得以讓請願書順利送進第 44 回帝國議會，期盼設立「臺灣議會」監督總督府，實現臺灣自治。

雖然這份請願書未獲議會通過，卻引起社會高度關注。1921年，蔣渭水與林獻堂等人宣布成立「臺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他們希望透過文協持續宣傳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同時發起「新文化運動」，從文化與思想啟蒙層面，鼓勵臺灣人響應民族自決。

殖民政府在現代教育融入同化主義，但受惠於教育的臺灣人仍能找到抵抗的方式。除了在思想方面，有文協舉辦的夏季學校以及「臺灣人喉舌」的《臺灣民報》，在生活方面則有意識地穿著「臺灣服」，將酒樓菜色稱為「臺灣料理」，嘗試豎起「臺灣民族」的旗幟，不想同化於日本民族。但這些舉措都阻擋不了總督府同化政策。畢竟同化主義是將同化視作「尚未達成的約定」，意即在理念達成前，民族的相異都在預期之中。不過即便如此，當時的臺灣人仍展現出蓬勃的思想解放，不只對於自己的身分及生活展開思考，女性解放與左派思想等在當時堪稱突破框架的思考也逐漸萌出新芽。

1926年2月，彰化街發生了一起私奔事件，史稱「彰化戀愛事件」，彰化街街長楊吉臣三兒子楊英吉、霧峰林家後人林士乾，企圖以自由戀愛之名「誘拐」五名女性私奔到中國，其中不乏有倡導婦女解放的「彰化婦女共勵會」（以下簡稱共勵會）成員。此事件不僅讓共勵會成為眾矢之的，也重創背後的支持者文協。

共勵會成立於1925年2月8日，是第一個臺灣人婦女團體。《臺灣民報》多次正面報導共勵會活動，如舉辦讀書會提高女性智識、組織運動會強身，以及登臺演講婦女議題等，卻也因為跟文協人士來往甚密而被總督府關注。

保守的舊文人勢力與立場偏向殖民政府方的《臺灣日日新報》，稱戀愛事件是「（文協）宣傳非文化的新思想——非孝論、自由戀愛、性的解放」所引起，也暗指文協藉機發動政治鬥爭。縱使《臺灣民報》試圖將議題拉回婦女問題，但彰化婦女共勵會仍在風波下停止運作，黯然離場。

1920年代初期，臺灣社運的風氣已有左傾現象，直至中後期，風氣愈趨左傾。1927年1月3日文協臨時總會上，連溫卿為首的文協青年派獲得新文協的領導權，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舊幹部宣布退出，從此文協轉為左派團體。左翼團體開始將婦女議題聚焦到婦女勞動的實質問題，如工資不公，不像文協過去著重婚姻自主權、性別平等思想問題。

1927年12月，臺灣農民組合（簡稱農組）召開第一次全島大會，在場的高雄第三公學校女教員葉陶決定辭職，全身投入農民運動，之後被推選為婦女部部長，也認識了未來的丈夫——楊逵。從葉陶和其他活躍於農組的女性成員身上可以看到，當這些受過新式教育啟蒙的女性試圖如男性同儕一樣抵抗殖民同化、追求進步價值時，遭逢的敵人卻是殖民當局與父權結構聯手的多重阻礙。臺灣共產黨的創始人謝雪紅可說是特殊案例，她的經歷與前述的女性截然不同，還牽動了社會運動後期的格局。

在1920年代，社會主義思想隨著民族自決的理論來到臺灣。當時雖然臺灣自治已經是文協內部的共識，但究竟該在殖民體制下達成，或是該推翻體制才能實現，存在著兩種分歧看法。前者的主張被略稱為右派，後者則被泛稱左派。在1920年初，兩種思想在臺灣留學生腦中激烈震盪，如前述的張深切，雖抱有拯救民族的熱心，卻無法認同右派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便想到另一個選擇——去「祖國」看看。

張深切在1923年到1924年期間跑到上海留學，在那遇見謝雪紅，稱她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同為高砂寮舊識的彭華英與范本梁也在中國發展，這三人帶著日本的社會主義養分，來到抗爭運動更熱烈、蓬勃的上海法租界，感受到民族強烈的復興希望，開始落腳參與左傾運動，跟中國共產黨員有了來往，後來輾轉帶著左傾思想回到臺灣。

除此之外，亦有直接繼承日本共產黨的思想而回臺灣的留學生——山口小靜。她來自保守的臺灣神宮宮司家庭，但她骨子裡叛逆，留學期間參與社會主義研究團體，因而認識日本共產黨的創黨元老山川均與山川菊榮夫婦，甚至參與創設無產女性解放團體「赤瀾會」（圖）。直到1921年肺病病情加重後回臺休養，而結識連溫卿，山口也將連溫卿引薦給山川夫婦，給予他更多的思想刺激。

日本與中國的共產思想便是透過零星的人們，與臺灣有所交集，而到了1920年代後期，左派風雲人物謝雪紅也終於躍上臺灣的歷史舞臺。

跟張深切相見的謝雪紅，其實是沒上過學、認不得多少字的底層女性，卻意外被拱上臺演講，激起她研究共產主義的渴望。她的本名叫謝阿女，12歲被賣作童養媳，靠努力與機運逃出，得到去上海讀書的機會，甚至成為少數到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的臺灣人。

1928年4月15日，謝雪紅等人於上海法租界成立「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遭日警逮捕、押送臺灣。一個月後，她因證據不足被釋放，陸續與推動成立農組的簡吉以及文協、臺灣民眾黨等人士見面，指導各左翼團體的抗爭行動，使臺灣的左翼團體正式與蘇聯的「共產國際」組織接線，卻也埋下臺灣左翼團體的路線分歧。

當時臺灣共產黨受日本共產黨指導，而日本共產黨又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1927年，日本共產黨內部發生了一場路線之爭：一派認為工人的無產階級意識應該自然地發展覺醒，不必事事都聽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另一派則主張應該由知識份子領導工人革命，並且嚴格遵循共產國際的方針。最終後者在黨內佔了上風，路線之爭的餘波也延燒到了臺灣。謝雪紅以共產國際代言人的角色主導己方人馬在農組和文協中取得優勢，但在逐漸得勢的同時，情況卻又急轉直下：日本政府展開對左翼人士清肅，臺共的東京支部被瓦解，失去聯絡管道。共產國際轉而讓中共指導臺共，但帶著中共指令來台的成員與謝雪紅意見多有衝突，最終引發內部整肅，謝雪紅因此被排除在外。

臺共內部的理念紛爭，其實可看成日共系與中共系的消長關係，且能對應當時日共、中共的活動狀況。然而無論誰取得優勢，臺灣總督府在1930年前後，開始加強打壓左翼人士的力道，使左翼團體的力量潰散，運動至此走向衰退之路。

此外，不只是社會運動，即使臺灣島上的住民先前積極抗衡殖民同化，但爭取自治的機會也同樣早已流失。隨著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在即，同化政策逐步深化，而臺灣已開發的農業、工業與資源，也隨之被動員進入日本的國防體系，為接下來的戰爭與皇民化運動揭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