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競逐的年代

在1568－1648年間，荷蘭正與西班牙進行「八十年獨立戰爭」，希望自西班牙帝國的領土獨立。而在1642年的臺灣北部，將荷蘭與西班牙之間的緊張情勢具體呈現——

西班牙人在北臺灣十餘年的經營，始終不甚順利。1620年代末期，美洲白銀逐漸減產，輸入馬尼拉與雞籠的白銀也隨之變少。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華商不再願意冒著風險到北臺灣與西班牙人交易。傳教工作方面，雖然曾擴張至噶瑪蘭地區，原住民接受改宗的程度與條件，也並未達到西班牙人的期望，前後甚至犧牲了至少三位神父。隨著日本幕府政策改變，西班牙人漸漸轉移其勢力重點到菲律賓群島南方，在臺灣的西班牙據點苦無援軍，幾乎只能龜縮在城堡之中。

1642年8月，對臺灣北部虎視眈眈的荷蘭人登陸了和平島，荷、西雙方經歷五天的軍事衝突後，西班牙人離開了基隆、淡水。而荷蘭人終於將其治理之手向北部與東部延伸，全臺沿海可及之處，幾乎都有公司代表前往原住民村社進行交涉的身影。

同時期來到臺灣的兩群歐洲人，最終卻有了截然不同的發展。對臺灣而言，荷蘭人趕走了西班牙人是政權的迭代；對荷蘭人而言，則是在漫漫獨立戰爭中，所贏得的一場重要戰役。

回溯荷蘭人抵臺灣之初也曾遭遇層層挑戰。1629年6月，一支搜捕漢人海盜的荷蘭軍隊深入麻豆社，竟在回程渡溪時遭村社聯手蒙騙，63名精銳士兵被殲滅在湍急的灣裏溪中，是為「麻豆社事件」，重挫了荷蘭人在臺灣的威信。

1627年的濱田彌兵衛事件與1629年的麻豆社事件，導致日荷貿易一度凍結，危及公司經營臺灣的出發點。然而，靠著公司在香料群島的獲利支撐，在臺灣的荷蘭人總算迎來轉機。

1630年代，日本幕府為了杜絕天主教在日本傳播，下令禁止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往來日本，甚至禁止日本人出航。信奉新教的荷蘭人因此得利，成為唯一能夠前往日本貿易的歐洲勢力，臺灣作為中繼轉運站的地位，也變得更加重要。

1630年起，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向臺灣據點投入大量資源，築起氣勢非凡的海上城堡「熱蘭遮城」（Zeelandia），有鑒於麻豆社事件為荷蘭所帶來的重創，足以鎮壓原住民、重申公司威信的兵力，也陸續抵達。

1635年底，將近500人的荷蘭大軍報復性地攻打麻豆社，又逢天花在村社間肆虐，麻豆社的戰士染疫過半，幾乎無力阻止，社人只能四處逃竄，17世紀南臺灣的第一大社，在荷蘭人的槍火下宣告臣服。

有了武力加持，荷蘭人進而出兵消滅高屏外海小琉球島上的原住民，將小琉球島化為大員港的後備外港，更數度率領西拉雅村社組成聯軍，北上攻打中臺灣的虎尾壠社群（又稱華武壠社，Favorlang）。一方面擴張草地獵場，來滿足蓬勃發展的鹿皮貿易，一方面透過征伐行動，讓歸順的勇士們得到獵首的機會。　

跟著荷蘭軍隊屢戰屢勝，促使原住民有了接受基督教的現實動機。

如1637年10月，荷蘭人率領村社聯軍擊敗虎尾壠人後，原先最為抗拒荷蘭人的麻豆人與蕭壠人，竟主動向牧師表示願意毀棄偶像，皈依基督。或許在他們心目中，敬拜「戰神基督」比舊神更能帶來勝利的保證。

年輕戰士改宗的同時，舊社會的信仰亦面臨打壓。

1641年底，200多名西拉雅女巫、尪姨被流放到諸羅山社，受洗過的小社童則被留在教會生活，學習外文與基督教儀式，西拉雅人的傳統秩序與文化，在此過程中大受衝擊，卻也因此留下「西拉雅語聖經（馬太福音）」等珍貴原住民文獻。

1648年，在一年一度盛大召開的「地方會議」中，一百多位來自臺灣各地的村社長老，齊聚位於赤崁的公司大庭園，聆聽荷蘭臺灣長官宣布政策．並授予象徵長老權力的藤仗，顯示荷蘭人與臺灣原住民村社的治理關係，已臻至成熟。

除了歐洲人、日本人與「唐人」（當時慣稱在海外活動的華人為唐人）之外，航海時代尚有許多不同民族出身的人們，在臺灣留下了他們的生命足跡。

例如，臺灣民間傳說有許多烏鬼井、烏鬼埔等地名，所謂「烏鬼」並不是指如今俗稱為黑人的非洲人種，而是指膚色較深的東南亞人。如西班牙人帶到雞籠的菲律賓卡加延人、邦板牙人；荷蘭人帶到大員的班達島人、爪哇人、廣南人、孟加拉人等。他們多以奴隸身分來到臺灣，充當傭兵與工人。

「烏鬼」人數雖少，卻穿梭於不少 17 世紀臺灣歷史的重要場景。

荷蘭人曾有數以百計的東南亞奴隸，來到臺灣參與熱蘭遮城的興建過程，也經歷被鄭氏大軍圍攻時的槍林彈雨。其中一支「烏鬼傭兵槍隊」，在荷蘭人投降後為鄭氏集團接收，在鄭經時代將其擴充為護衛鎮。

臺灣沿海原住民的血脈，亦在歷史洪流中向世界擴散。1636年，小琉球島遭荷蘭人強制淨空後，島上倖存居民被發配為奴，包含上百名幼童由西拉雅人或荷蘭家庭收養，有些男童日後成為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船員或士兵，女童則嫁給駐臺的荷蘭人。

荷蘭人與臺灣人通婚的知名案例，當屬任內風波不斷的荷蘭臺灣長官努易茲。

他曾與一名新港社女子Poeloehee相好，將沒收自頭目理加的日本銀冠，作為定情禮物轉送給她，還依循西拉雅走婚習俗，入夜留宿其居處，天亮時才離去。

根據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婚姻登記簿的統計，前後曾有6、70名臺灣人與荷蘭人通婚，但依照公司規定，無論是西拉雅或小琉球族裔，與荷蘭人通婚者及其混血後代，最後都必須隨公司撤離臺灣，往巴達維亞或阿姆斯特丹展開異鄉生活。

荷蘭人在臺灣的統治，於1661至1662年因為鄭成功大軍圍攻而中止。

在雙方戰事爆發前，海上貿易便是鄭氏家族財政的重要來源，也因此和荷蘭人競爭激烈，而後鄭成功更以收復先人故土為主張，決定攻取臺灣。

鄭氏家族與臺灣究竟有何淵源？

何斌，以向鄭成功獻上攻臺之策而聞名。有些小說將他描繪為一名長期潛伏於臺灣，胸懷漢民族大義的人物。若從現實角度來看，何斌的商人家族出身與「唐人」背景，或許更值得探究。

唐人，泛指具有漢人血統，而在中國海外活動之人。何斌的父親「kimting」，或譯為「何金定」，早年即為在馬尼拉活動的唐人。荷蘭人驅逐北臺灣的西班牙人後，何金定被雇用為通事，協助荷蘭人接收及建設北臺灣，就此加入荷蘭治臺的經營團隊。

1648年，何金定逝世，本在越南、柬埔寨一帶行船經商的何斌趕回臺灣，繼承家業。八年之間，在父親的基礎上，何斌更涉足了公秤稅、烏魚稅、贌社稅、港潭稅、稻米稅及人頭稅等多樣包稅業務。

當時因中國陷入戰亂，大批難民渡臺，清軍試圖以海禁封鎖鄭氏，讓何斌從包稅產業中取得的各種物資，在華南鄭氏領地上熱銷，漢人成為何斌事業版圖的重要往來對象。因此，當鄭荷雙方發生貿易糾紛時，荷蘭人選擇將重責大任交給這位熟悉漢人的唐人通事，和鄭氏進行談判。

何斌出訪廈門後，漢人商船旋即重新航向臺灣，看似順利為荷蘭人解除了商業危機。然而荷蘭人並不清楚，何斌與鄭氏的這場談判，究竟交換了什麼。

直至1659年，何斌被人告發私下向從大員前往廈門的商船抽稅（民間稱作「報水」），這筆錢居然還上繳給國姓爺，荷蘭人決定嚴懲何斌，撤免他的各項職務，取消他的包稅經營權，並罰款300里爾（real），相當於荷蘭臺灣長官五個月的薪水。判決出爐後，何斌潛逃廈門投奔鄭營，債留臺灣。

1659年的鄭成功，正逢南京的討伐戰役失利、士氣低落且嚴重缺糧，在何斌的勸說與獻計之下，鄭成功決心攻臺，作為與清帝國對抗的基地。

熟知臺灣情報的何斌，雖然是促成此事的關鍵人物，卻因攻臺過程中耗時過久、缺糧嚴重，而遭到鄭氏遷怒冷落，不知所終。

從李旦、鄭氏父子到何斌，這些具有國際背景與海洋性格的海上唐人，順應著時代大局的變化，時而狡詐、時而大膽地做出選擇，他們的命運與海島臺灣彼此相繫，使歷史發展航向不同的局面。

鄭成功率軍奪取臺灣大員後，旋即病逝，留守廈門的鄭成功長子鄭經一派，擊敗在臺灣擁護鄭成功之弟鄭襲一派，繼承了鄭氏集團的領袖權位，以「明延平王嗣封世子」之名號，延續其父奉明永曆正朔，以海上貿易割據一方、抗衡清廷的路線。

鄭經主政的前十年，對外持續與荷蘭人為敵，圍攻荷蘭人在雞籠的殘餘據點，也曾遠征柬埔寨，摧毀當地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商館；對內則力行屯田，與原住民村社紛爭不斷，中臺灣的沙鹿社受害尤深，遭到血腥鎮壓，幾乎滅社。

為了斷絕鄭氏的海上貿易，清廷厲行「遷界」，逼迫沿海居民向內陸搬遷，使鄭氏難以取得江南絲瓷貨源。

不過出土文物顯示，清廷禁止中國瓷器外流時，鄭氏則透過經銷日本九州肥前瓷器來滿足歐洲人的需求，貿易手腕相當靈活。

即使清帝國與荷蘭人聯手與鄭氏為敵，鄭經時代仍建立起與日本、馬尼拉、柬埔寨等地的航線，並廣邀外國前來臺灣貿易，如英國東印度公司便應邀前來大員設立商館，向鄭方銷售軍火、購入亞洲商品。

1669年，清廷派出重臣納蘭明珠勸降，鄭經回信拒絕並稱自己「遠絕大海，建國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不受清廷威逼利誘，日本方面亦稱鄭經為「東寧國主」；1672年鄭英雙方的通商條約中，英國人更將鄭經尊為「臺灣王」（King of Tywan），足見東寧王國在當時具有實質地位。

然而，鄭經的建國抱負，在經歷「三藩戰爭」後破滅。

1674年，鄭經受福建靖南王耿精忠邀請出兵渡海，一度控制漳州、泉州、惠州、潮州、汀州等地，但隨著耿精忠兵敗投降，鄭軍與清軍在福建陷入僵局，鄭經遲遲無法攻下福州，清軍也無法輕易取勝，雖然清廷多次派出使節勸鄭經退兵，雙方在和談條件上始終沒有共識。

鏖戰數年後，龐大的軍費支出使東寧王國財政透支，鄭經不得不於1680年棄守所有福建領地，退回臺灣。鄭經死後，東寧王國便分崩離析，遭到國力步入鼎盛的大清帝國併吞。海島臺灣，也就此進入了大量華人移民進入的新時代。

自17世紀荷蘭人入治大員以來，將律法、稅制、行政區劃設等制度紛紛帶入臺灣，「國家」概念憑空降臨。

從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商業主義、明鄭東寧王國的儒教文化，乃至大清的帝國思維，先後來到臺灣的幾個政權，治理臺灣的目的與手段差異甚大，但許多制度可說是「荷規鄭隨、鄭規清隨」。

1635年，荷蘭人以優勢武力迫使麻豆社與其訂下「麻豆社條約」，短短幾道條文，讓麻豆社人形同放棄主權。

1642年起，荷蘭人透過「贌社制度」，將原住民村社稅務以招標方式，外包給出價最高的漢人贌商，得標廠商可承包村社的所有交易。

鄭氏東寧王國時期，維持著攏絡歸順村社、征服不服村社的策略，也定期公開招標來辦理贌社。

清帝國到來後，也延續此制度，1699年爆發的「吞霄社事件」，便肇因於吞霄社人不滿贌社制引發之爭議，殺死通事集團十餘人，清兵則派遣西拉雅四社為先鋒進行遠征，讓原住民彼此廝殺。

征服與出贌，貫串整個17世紀，成為臺灣西南平原地區原住民與外來統治者互動的基本模式。贌社制度帶來的剝削，也橫跨荷鄭清三代，劇烈地改變了平埔原住民族的生態。

即使統治者來去更迭，施行於島上的制度已然紮根綿延，而「國家」的組成概念——島民、島嶼、政府、主權，如是降臨。

外來者與新的商貿模式，繼承並串連起了島嶼既存的交換網絡與可能。後來的島嶼臺灣，被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清帝國納入新進殖民版圖，新的政權來臨，而島民之間多元的競爭與互動關係，正在島嶼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