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8
二元對峙的年代
1950~1980
1975 年蔣介石去世後，各地在當局動員下紛紛舉辦追悼大會，人民的情緒與情感也在撲天蓋地的宣傳中一再起伏。
中央通訊社 / Public Domain / 中國時報（1995.10)
從二戰結束到1987年的解嚴，臺灣經歷了「二元對峙年代」。所謂的二元對峙，是因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二種意識形態對壘，導致美蘇冷戰、國共戰爭的政治局勢，而執政者進一步利用此種敵我意識，肅清政敵並合理化黨國威權體制。
敗退來臺的國民黨政權，揭櫫反共旗幟、架空憲政民主，動員臺灣人民對抗外部的共產敵人與內部的叛亂份子。國家的力量操控著敵我的二分界線，在此之下，人民與國家，甚至人民之間的關係也愈發緊張、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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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思想
白色恐怖期間，景美軍事看守所是許多政治犯的暫時關押與受審處，許多受難者的痛苦由此而始。
中央社
在威權統治時期，儘管仍有爭議，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的結案報告書中，調查出至少 22,028 位政治受難者。
為何有這麼多的政治受難者？他們又是如何落入黨國體制手中？
戒嚴時期根據《戒嚴法》，特定刑事案件會交由軍事機關審判，另依照《懲治叛亂條例》，凡是觸犯《刑法》內亂、外患罪者，一律判處死刑；《動員戡亂檢肅匪諜條例》則建立檢舉匪諜的獎懲制度，動員人民彼此監督。
肅殺的政治氛圍，使得人民心中都住著小警總，不敢妄議時事。
1955 年，當局陸續成立國家安全局，指揮調查局、情報局、總政治部、憲兵司令部調查局、警備總部、警務處、外交部情報司、國民黨各工作會等八大情治機關，對人民進行多重監控。1950 年代，情治機關便迅速偵破中共地下黨，其中有些人被處以死刑，也有人為求保命，配合情治機關工作。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今日中國人之不能說真話，至少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僅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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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政治氛圍緊張，仍有人勇於反抗當局對思想的箝制。例如，《自由中國》雜誌以民主自由精神，批判國民黨的特務統治、黨庫通國庫，甚至痛斥蔣介石的連任。負責人雷震更集結本省與外省的政治人物，商討籌組中國民主黨。可惜，這場組黨運動以失敗告終，雷震被判刑入獄 10 年。
雷震的反抗行動並非孤例，自 1960 年代以來，因切身感受國民黨的政治壓迫，出現多起主張臺灣獨立的政治案件。
1970 年，位在臺東的國防部感訓監獄——泰源監獄，政治犯江炳興、鄭金河等人更密謀奪取武器、佔領監獄，高聲宣揚臺獨理念，但依然失敗。
伊吉羅丹講述被政治迫害的經歷
白色恐怖時期遭到政治迫害的，並不只有堅持左派理念或主張臺灣獨立的漢人異議份子。歷經多個殖民政權，遭受文化刨根的原住民族，也被迫噤聲。
原住民知識青年觀察到哪些社會現象，才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發出不平之鳴？
國民黨延續日本殖民者的雙軌統治，將平地劃入普通行政區，山地則是特殊行政區。1951 年起，省政府推動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以扶植「山胞」、增進平等為由，同化（漢化）原住民族；兩年後更推動山地平地化政策，如給予原住民族升學優待，使原住民文化日漸流失。
這些接收教育的原住民青年，因而成為族內的國語世代。
原住民族的生計與平地的資本主義經濟愈發密切，隨之而來的是土地流失、貧困化與高利貸。移居都市的青年遭到種族歧視；一些女性遭到人口販賣，被迫從事性服務；兒童則可能被抵押為童工。但國民黨政府卻一再用種族歧視的語言，將殖民迫害造成的社會問題，歸咎於原住民愛慕虛榮、酗酒怠惰的性格。泰雅族青年秋賢嘉因此發表〈一個山地人的心聲〉，控訴山地平地化政策造成販賣人口、質押童工、強迫賣淫等現象，以及原住民的污名與自卑感。
古來，山地祖宗渾沌未鑿，除了漁獵採樵之外，根本不懂得貧富之為何物？自從「物物交換」演進而為「鈔票交易」，拜金主義迷亂整個山地社會，理智與常識的貧乏，便塑造了「唯鈔票是問」的可怕慾念；販賣人口，質押童工，山花賣淫，如此這般，這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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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規訓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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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規訓的身體
1979年，臺北市陽明國中學生手持孫中山、蔣介石、嚴家淦肖像遊行，慶祝「光復三十年」。留著平頭的男學生在政治動員下，於現代且商業化的街道中行進，個人的主體性被消弭，成為國家集體的一件工具，一種符號。
《臺灣新生報》 / CC BY-SA 4.0 / Wikimedia Commons
1960 年代前後，有一群身穿白色西裝的短髮女孩，騎著腳踏車穿梭在臺北大橋頭街區。他們 13 人彼此結拜，號稱「橋頭十三太妹」，是在道上混的𨑨迌（tshit-thô）人（指不務正業、遊戲人間的人）。這群身著男裝的女性，被稱為「穿褲仔」。
穿褲仔的戀愛大多不順遂，他們被迫與女友分手，目送對方進入一段號稱幸福的異性戀婚姻；穿著打扮與行為舉止也經常引起警察盤查。十三太妹中的蔡遠東，便曾因男性化的穿著而被警察訓誡「做個完完全全的女人」。
警方抓捕蔡遠東是依據《違警罰法》，該法賦予警察拘留、申誡與罰鍰的權力，司法機關無法介入，當事者也難以尋求行政救濟。在《違警罰法》的授權之下，警方可取締遊蕩無賴、行跡不檢者和奇裝異服有礙風化者。
所謂的遊蕩無賴，包括了深夜遊蕩、夜宿車站等；奇裝異服有礙風化者，則包含女性穿著暴露、男性的鬍子過長或頭髮「前長過耳、後過頸，有囚首之感」。臺大教授王文興便曾被警察訓斥傷風敗俗，沒資格為人師表，甚至被迫在警局剃髮。
而在基層的中學校內，男學生必須理平頭，女學生兩側頭髮僅可留到耳下一公分。教官時常拿著量尺、剃刀在校門口進行檢查，也使得小平頭、西瓜皮的髮型成為當時學生的共同記憶。
國家以維持善良風俗之名，管控、約束象徵著主體展現的身體外表，身體不自由也連帶影響了個人的創見與想像力，如同井水中只會出現淡淡的、轉瞬即逝的漣漪、波痕，而無法成為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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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下的日常與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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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下的日常與非常
金門大膽島上矗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心戰牆，與對岸廈門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兩相對立。這種對峙的情景，是冷戰時代下臺灣民眾的生活寫照，也意味著國家將意識形態深植於地方社會。
葉又嘉 / CC BY-SA 4.0 / Wikimedia Commons
我在東犬期間發生過這樣一起烏龍事件：陸軍某單位調駐東犬第一天夜裡，交卸了衛兵任務的一位士兵，因為地形不熟或因為緊張，竟然找不到自己的碉堡，他沿著壕溝亂走，陰錯陽差到了海邊。他發覺情況不對，直覺向上走。這時剛接衛兵的人，朦朧中發覺有人從海邊上來，以為是「水鬼」來摸哨，立即扣動扳機，把他的鄰兵就這樣擊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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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對峙下的臺灣社會，各方面無不受到緊張而緻密的管控。對金門、馬祖這條「對峙前線」的人們而言，國家對日常生活的介入，更加強硬而深刻。
為了應對戰爭，1956 年，政府在金、馬實施軍政一元、軍民一體的「戰地政務」。戰地政務委員會是兩個離島的最高決策機關，民政機關也由軍方指導監督。在這樣高度軍事化的社會裡，經濟建設以軍事為優先，人民的日常生活也無時無刻被監督，甚至在1960年代，國民黨政權也會調整對金門、馬祖的治理政策來達到軍事動員與政治宣傳目的。
直到 1992 年，金、馬的戰地政務制度才解除，即解除戒嚴，走向民主。
1973年美國空軍保安憲兵與中華民國憲兵在臺中清泉崗空軍基地升旗。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 Public Domain / Wikimedia Commons
在冷戰時期，影響地方社會的軍事力量不只有從中國來的國軍。對當時的臺灣人來說，和美國軍人打交道也是熟悉的日常光景，互動與情感糾葛不時發生。
你聽我說啊！你把它看成一種娛樂，像打鐵尼斯一般，不就對啦！跟董老師學講英語，增進學問，有什麼不好？陪陪美國人，喝喝酒，跳跳舞，不是頂有趣味的活動？好玩嘛！一種娛樂嘛！你說是唔是？而且只兩個禮拜：一個禮拜受訓，實際上只受訓五天，一個禮拜案內美軍。⋯⋯。我向你講的是有這樣一個天大的機會，又可以學講英語，又可以給美國人服務，而且又挺新鮮好玩。放棄，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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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4 月，一位叫做米勒（William Miller）的美軍與好友到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的薔薇酒吧娛樂，米勒似乎看上酒吧的女服務生 Lily，故意戲謔挑逗、引起注意，卻遭 Lily 推開。
求歡不成的米勒憤恨地將 Lily 帶到後院毆打，事後，Lily 向美軍顧問團司令告發並要求賠償。米勒雖受到美國的軍事審判，卻因不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不必負擔民事的賠償責任。
令人好奇的是，為何當時有美軍駐守臺灣？又為何美軍不受我國法律約束呢？
夜晚的高雄七賢三路酒吧街，是美軍士兵流連休憩之處。臺北的德惠街、中山北路，臺中的大雅路、五權路，也同樣因韓戰與越戰而擁有特殊的異國夜生活風情。
USMC Archives / CC BY-SA 2.0 / Flickr
1950 年韓戰爆發，使美蘇的意識形態鬥爭，演變成真正的軍事衝突，也迫使美國加強對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以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連帶改變臺灣的命運。
為了防止中共武力侵臺，並強化國軍戰力，美國派遣軍事顧問團援助臺灣。這是美國反共戰略部署的一環，當時全球諸多地區都有美軍顧問團的蹤跡。
顧問團協助臺灣軍隊建立標準制度、援助設備，引進美式的軍事訓練，並設置美國協防臺灣司令部及多處美軍基地，直到 1979 年，顧問團及協防軍隊才因兩國斷交而正式撤離。此後的美國則改以《臺灣關係法》，於必要時給予軍事援助。
然而，美軍顧問團被賦予與美國大使館同等的外交待遇，駐臺美軍也享有司法豁免權。這導致美軍在臺灣的違法行為不受我國《刑法》約束，受害的臺灣人因而難以得到司法正義。酒吧服務生 Lily 的遭遇便是一例。這樣的司法豁免權，直到 1965 年雙方簽訂《美軍在華地位協定》才有所調整。
也是在 1965 年，國民黨政府同意駐越美軍來臺渡假的計畫。1967年便有四萬六千餘人駐越美軍來臺，當年度來臺外籍旅客幾乎每四人就有一人是美軍。到美軍離開越南，估計總共約有二十萬人次來臺。
如同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中的吧女速成班，嗅到商機的臺灣人，紛紛開設酒吧、訓練吧女的英文能力，把握賺取美金的機會。除了美金以外，美軍來臺的這幾年也留下了亞美混血兒，他們容易因父親不在身邊、膚色不同而遭受霸凌。
隨著美軍在臺的人數增加，臺灣人民和美軍的互動機會增長，除了商業與情感，生活實際面也產生了變化。
桃園麵粉工業公司製美援麵粉袋上的中美合作圖樣。
桃園麵粉工業公司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冷戰期間，美國不只提供軍事援助，也提供經濟的支援，以避免人民因生計窘迫而傾向共產主義思想。
美援對臺灣影響深遠，除了經濟建設，更影響、改變了臺灣的社會文化，甚至常民的生活習慣。
在兩極分立的世界裡，處於美國陣營下的臺灣，公衛體系也深受影響。
1965年夏天，樂生療養院裡一批院民依照醫師安排，施打了美軍醫學研究所提供的新針劑，院方告訴他們這有助治療。然而數月後，施打者卻陸續出現身體疼痛等不良反應。院民開始質疑，自己究竟是接受治療，還是成了實驗白老鼠？
實際上，這確實是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No. 2, NAMRU-2）的研究計畫，希望能找到漢生病的治療方式，避免地區性疾病影響美軍戰力，樂生院因而成為實驗場，國民黨政權為中介，院民的醫療權益則遭到漠視。
美國對臺灣公衛發展的影響力，源自1948年的《中美經濟協助協定》，韓戰爆發後，更是持續扶植臺灣的軍事與經濟，旨在使臺灣自給自足、軍事與經濟的安定，援助至1965年為止。這些援助包含人才培育、傳染病防治、環境衛生、婦幼衛生、藥品管理等。且在 1971 年衛生署成立之前，美援左右了公衛與醫療，使臺灣從戰前的德日式醫學，轉向美式制度。
臺灣在1965年獲頒根除瘧疾的證明，可謂是美援醫療的里程碑。當時，臺灣遵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根除瘧疾計畫，使用美國提供的新式殺蟲劑 DDT 來消滅瘧蚊，終於根除這個讓臺灣被視為瘴癘之地的疾病。但 DDT 的噴射也造成生態危機，如家貓死亡而老鼠橫行。而這個成功背後，除了美援之外，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基層防瘧人員，以及民間清潔日的習慣等因素，也至為重要。
公共衛生領域之外，美援也改變了常民飲食文化。臺灣漢人社會原以米飯為主食，但近年來，許多人反倒喜歡吃三明治、漢堡、義大利麵等麵食類。
學者劉志偉指出，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國際農糧體制，打造有利於美國傾銷小麥的市場環境。在此背景下，臺灣更於 1954 年通過《農業貿易發展與協助法案》（480公法），以美援管道推銷美國的剩餘農產品。
臺灣本地負責美援事務的單位，也發起麵食推廣運動，宣傳麵食的作法及其優點。相似的還有乳製品，美方也推銷剩餘的脫脂奶粉到臺灣，間接影響了臺灣人的飲乳習慣。
在國際外交的角度，軍事與經濟援助加劇了臺、美雙邊的權力不對等，雖旨在保衛臺灣、改善經濟，但促使臺灣更加依賴美國；而在社會文化層次，臺灣的公衛與醫療體制、常民的飲食習慣，迄今都可觀察到美援的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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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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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中國」？
1945年9月,在中國重慶,毛澤東與蔣中正舉杯歡慶抗日戰爭勝利。
Unknown / Public Domain / Wikimedia Commons
二元對峙的格局，不僅影響著國家支配下的臺灣人日常生活，更衝擊人們自我身分的定位。在當局愛國教育、宣傳作用下，「中國」曾是島嶼上極具影響力的身分主張。問題是，能不能當『中國人』，還取決於美蘇的全球博弈。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且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但自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蘇聯便主張「排除國民黨政府代表，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席次合法代表」。美國為此提出緩議案，拖延中國代表權的爭論。
1955 年，中華民國以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為由，否決蒙古國入聯案。為了換取身為共產集團一員的蒙古入聯，蘇聯阻擋非洲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的入聯申請，以此與美國協商。美國擔憂這將動搖非洲國家支持中華民國的立場，甚而導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因此承諾保障中華民國之席位，換取我國在表決蒙古入聯案時缺席棄權。
1964 年局勢再度轉變。反對歐洲過度親美、主張走出第三路線的戴高樂成為法國總統後，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北京雖不滿法國仍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但早已料想到中華民國會主動斷交，於是接受與法國建交。果不其然，蔣介石再次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原則，與法國斷交。隨後，剛果、中非共和國等法國的前殖民地，也陸續與我國斷交。
1970 年，阿爾巴尼亞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之提案，幾乎快突破入聯門檻。美國政府為了拉攏中共以對抗蘇聯，開始願意考慮讓中共入聯，因而擬定方案，試圖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同時避免中華民國失去常任理事國的席次，但蔣介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拒絕接受雙重代表。
1971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外交部長周書楷宣讀退出聯合國的聲明。最終表決通過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且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該決議文確認了中國的代表權，但沒有處理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宣稱問題。
出品者： 台灣電影文化公司 。全國各界反對共匪混入聯合國 。典藏者：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1版（Ope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 version 1.0）。發佈於《國家影視聽中心-影片隨選視訊系統》。
臺灣在外交處境的失利，重新燃起青年對政治、社會現實的關注，他們因而不得不「回歸現實」，思考臺灣的定位與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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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本土的文學、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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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本土的文學、唱自己的歌
校園民歌風潮在 1970 年代發跡，迅速引發民間的創作熱潮，當時學生人手一把吉他，用簡單的旋律唱出自己的心聲。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 CC BY-SA 3.0 / 國家文化記憶庫
1970 年代的國際局勢引起青年學生的焦慮。這群大多在戰後出生、接受黨國教育，並因外交挫敗而關注政治、社會議題的人，被稱為「回歸現實世代」。
此世代的作家嘗試探索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藉由尋找當時反帝國殖民的精神，對抗1970年代依然橫逆的權威。他們也批判現代主義文學，轉向書寫帶有社會批判意識的鄉土文學。
有別於前一世代的消極沈默、漂泊流亡，他們轉而以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抵抗美國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並關懷臺灣鄉土。由於書寫往往帶有左派色彩，因而受到另一群作家的質疑與責難。
這尤其反映在1977-1979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鄉土派的陳映真、王拓、尉天驄將臺灣社會意識與中國民族主義結合起來，對抗操控思想、形塑單一價值的國家文藝體制，以及暗藏美國價值的美援文藝體制，而受到反鄉土派的彭歌、余光中、朱西甯怒斥「鄉土文學＝工農兵文學（為無產與勞動階級服務的文學）」、「鄉土文學恐流於偏狹的地方文學」。
然而，在中國與臺灣民族主義的爭論上，鄉土派與國民黨扶植的反鄉土派其實也有共通之處，陳映真便認為只有「在臺灣的中國文學」，而沒有「臺灣文學」。以臺灣為主體、帶有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論述，直到美麗島事件後才逐漸確立。
除了文學之外，由於 1973 年修訂《出版法》，凡是被政府當局認定為違反國策、為匪宣傳、意境晦淫、狠暴仇鬥、幽怨哀傷、文詞粗鄙等的歌曲，皆被查禁。如民歌運動的推手李雙澤〈美麗島〉，被認為有臺獨意味，無法公開播放；李泰祥的名曲〈橄欖樹〉，則因「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等歌詞，遭到禁播。
鄉愁四韻
詞：余光中
曲、演唱：楊弦
曲、演唱：楊弦
1974年，歌手楊弦發表了〈鄉愁四韻〉，〈鄉愁四韻〉原為詩人余光中的新詩，楊弦為其譜曲演唱。在那個西洋歌曲當道，中文歌仍脫不開傳統民謠的時代，〈鄉愁四韻〉是一次振聾發聵的全新嘗試。
在〈鄉愁四韻〉之後，楊弦和余光中也多次合作，發行《中國現代民歌集》，也被看作民歌浪潮的濫觴。
紅毛城
李雙澤
1975年，在淡江大學舉辦的西洋民謠演唱會上，年輕的歸僑李雙澤以近乎鬧場的形式，跳上臺大聲疾呼：「我們為何不唱自己的歌？」從而開啟了民歌運動在校園流行的序幕。
〈紅毛城〉是李雙澤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以紅毛城為象徵，彰顯中國幾百年來被帝國主義欺壓的歷史。歌手的民族主義關懷與憤怒展露無遺，呼應著同樣在動盪時局中，新一代人所面臨的困境與堅持。
美麗島
詞：梁景峰
曲：李雙澤
演唱：楊祖珺
曲：李雙澤
演唱：楊祖珺
〈美麗島〉是李雙澤過世後，友人加以整理的遺作，底稿來自「笠詩社」女詩人陳秀喜的詩〈台灣〉。歌曲的旋律明亮而勵志，適合群眾的大合唱。雖然帶有本土意識的色彩，〈美麗島〉並非一首抗議歌曲，卻依然被當局認為「鼓吹臺獨」，倍受打壓。
「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美麗島〉也被禁播，反而順理成章地披上一層黨外色彩。在日後的野百合學運等社會運動場合，〈美麗島〉都是必定出現的安可曲，也成為時代轉折裡，一種另類的政治與文化的音樂象徵。
橄欖樹
詞：三毛
曲：李泰祥
演唱：齊豫
曲：李泰祥
演唱：齊豫
七零年代末期，新格唱片公司舉辦了「金韻獎」民歌徵選比賽，藉由商業化的音樂宣傳，真正將校園民歌推入社會。因為徵選的對象是大學生，歌曲的創作主題多樣，囊括情歌、自然、鄉土、勵志，其中齊豫的〈橄欖樹〉，更被譽為校園民歌的經典。
〈橄欖樹〉由三毛填詞，李泰祥譜曲，以旅人流浪的獨白，歌唱遠走他鄉的寂寥。離鄉人為何流浪？他的故鄉又在何方？歌詞刻意留白，使聽者能投入自身的情感想像，〈橄欖樹〉因而風靡一時。
龍的傳人
詞、曲：侯德健
演唱：李建復
演唱：李建復
同樣是商業化時期的民歌，〈龍的傳人〉則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歌曲是在中美斷（建）交時期，侯德健有感於民族命運的坎坷而創作，後由李建復演唱。由於跟時局相呼應，這首歌迅速走紅，後來更傳遍中國與華人文化圈。
然而，〈龍的傳人〉同樣經受了曲折的命運：由於侯德健在八零年代偷渡至中國「找尋靈感」，這首歌一度被當局封殺。六四事件前夕，侯德健在天安門廣場公開演唱〈龍的傳人〉，並在鎮壓發生後被遣返回臺，〈龍的傳人〉自此也多了別樣的意義。
外交失利引發新世代作家回歸鄉土，探索未來走向，可惜，這些思想一但觸碰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逆鱗——左派或獨派，仍擺脫不了被查禁的宿命。而本土的語言文化，更是在國語政策底下，遭到文化刨根。
下一節：
經濟發展的善果與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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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善果與惡果
1970 年代的西門町，新世界大樓的外牆廣告林立。
UC Berkele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無已知版權限制 / Flickr
在外交受挫、青年反思現實的政治與社會議題的1970年代，臺灣經濟卻快速發展，晉身亞洲四小龍之列。但經濟發展背後，也伴隨著意想不到的代價。
1973 年 9 月 3 日清晨，一艘民營渡輪從旗津開往前鎮加工出口區，途中卻發生船難，25 名乘客不幸身亡。罹難者都是在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單身女性，甚而有未滿 16 歲的女性童工為了補貼家用而冒名工作。
由於傳統漢人習俗不允許亡故的單身女性進入家中祠堂，家屬只能依循慣例另建姑娘廟。25 位女性合葬的墓地，就選在旗津第二公墓附近，面對港區的位置。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單身女性成為上班通勤族？
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以來，由於中央財政赤字，且國防支出居高不下，致使臺灣發生惡性物價膨脹。在 1950 年代，在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下，臺灣財政才逐漸穩定。但是美援終究會結束，於是行政院開始放寬經濟管制，建立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環境，並吸引外資來臺。
1960 年代，臺灣的資訊科技產業萌芽，政府核准國外廠商來臺投資。外資廠商（尤其勞力密集的電子業）看準臺灣低廉的勞動力，僱用臺灣勞工進行組裝工作。而在冷戰局勢下，外資大宗自然為美國。例如在船難發生的1973年，美國便對臺投資達六千八百萬美元，超過當年度全數外資的四分之一。
這些廉價勞動力人口當中，女性比例逐年上升。然而，當時的產業環境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許多工廠要求女性若結婚或懷孕就必須離職。前述船難中罹難乘客都是單身的女性勞工，便是發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外資廠商進駐雖有助於經濟發展，但由於此時政府並未重視職業安全、環境污染，致使勞工受難的悲劇發生。1972 年生產電視的美商飛歌公司雇用的女工染上怪病，甚至造成 5 人死亡。後經調查發現，是因為化學溶劑的配方產生致病毒素。
兩年後，內政部公佈《勞工安全衛生法》、「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等，減少職業災害。即便如此，相關職業災害事件依然層出不窮。至 1980 年代的民主化運動，民間組織也開始關注勞動權益、環境保護等議題，迫使政府直面經濟發展的後果。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冷戰與國共戰爭隨之而來。位處太平洋西岸、鄰近中國的臺灣，免不了捲入這場戰爭之中，還來不及去殖民、去軍事化，旋即面臨國民黨政權的再殖民化與再軍事化。美國以守住西太平洋防線、穩定臺灣經濟等理由，將美軍、美援物資及美國文化輸送到臺灣，影響了臺灣人的日常生活。而在國民黨威權統治底下，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標語深植人心；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更是日常任務，人民的身體、思想與言論無不受到監控，甚至自我審查。雖然反抗的異音從未消失，但卻難以撼動這套敵我對峙的框架，直至 1970 年代中華民國外交受挫、1980 年代的本土化、民主化浪潮，國際局勢與社會氛圍轉變，才開啟了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