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8
二元對峙的年代
(1950~1980)
1975 年蔣中正去世後，各地在當局動員下紛紛舉辦追悼大會，人民的情緒情感也在撲天蓋地的宣傳中一再調動。
從二戰結束到1987年的解嚴，臺灣經歷了一段長達數十年的「二元對峙年代」。所謂的二元對峙，是因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二種意識形態對壘，導致美蘇冷戰、國共戰爭的政治局勢，而執政者進一步利用此種敵我意識，肅清政敵並合理化威權統治。
敗退來臺的國民黨政權，便揭櫫反共旗幟、架空憲政民主，動員臺灣人民對抗外部的共產敵人與內部的叛亂份子。國家的力量操控著敵我的二分界線，而人民與國家，甚至人民之間的關係也愈發緊張壓抑。
1
冷戰下的日常與非常
金門大膽島上矗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心戰牆，與對岸廈門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兩相對立。這種對峙的情景，也是整個冷戰時代下，臺灣民眾的生活寫照。
我在東犬期間發生過這樣一起烏龍事件：陸軍某單位調駐東犬第一天夜裡，交卸了衛兵任務的一位士兵，因為地形不熟或因為緊張，竟然找不到自己的碉堡，他沿著壕溝亂走，陰錯陽差到了海邊。他發覺情況不對，直覺向上走。這時剛接衛兵的人，朦朧中發覺有人從海邊上來，以為是「水鬼」來摸哨，立即扣動扳機，把他的鄰兵就這樣擊斃了。
“
”
在冷戰對峙下的臺灣社會，方方面面無不受到緊張而緻密的管控。對金門、馬祖這條「對峙前線」的人們而言，國家對日常生活的介入，卻更加強硬而深刻。
1949 年兩岸分治之後，國民黨在國共戰爭中失利，退守臺灣。在這個偶然的歷史機遇下，臺灣、澎湖以及金門、馬祖成為了政治共同體。金門與馬祖尤其處於戰爭的前沿，不只是冷戰，有時還出現熱戰，包括 1949 年的古寧頭戰役、1954-55 年的九三砲戰，以及 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
為了應對戰爭，1956 年，政府在金、馬實施軍政一元、軍民一體的「戰地政務」。戰地政務委員會是兩個離島的最高決策機關，民政機關也由軍方指導監督。在這樣高度軍事化的社會裡，經濟建設以軍事為優先，人民的日常生活也無時無刻被監督。
在戰地政務下，許多重要物資如油料，都受到國家的統一管制分配。圖為馬祖莒光的物資供應處。（連江縣志 /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金門瓊林是典型的戰鬥村體制，強調「人人是戰鬥員，村村是戰鬥堡」的原則。村中建有民防坑道與防空洞，生活空間本身也同樣被軍事化。（金門縣政府）
軍事動員性質的標語，在彼時的離島社區中無處不在。這些標語的存在，也意味著國家將意識形態深植於地方社會的蹤跡。（rheins / CC BY-SA 3.0 / Wikimedia Commons）
金門特約茶室展示館。軍中樂園正式名稱為軍中特約茶室，是國軍於冷戰期間，在本島、離島軍事據點設立的官方公妓。（Atlasmotor / CC BY-SA 3.0 / Wikimedia Commons）
有時，一水之隔的海峽對岸，同樣影響著這兩座島嶼的生活日常。
學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指出，國民黨政權對金門、馬祖的政策是為了回應中國紊亂的時局。
例如1960 年代，中國的大躍進方針失敗，國民黨藉機在金門推出兼具軍事動員與政治宣傳的效果的「三民主義模範縣」計畫；1968 年，金門局勢再度緊張，國民黨更實施戰鬥村計畫，加強戰備與民防工作。
你聽我說啊！你把它看成一種娛樂，像打鐵尼斯一般，不就對啦！跟董老師學講英語，增進學問，有什麼不好？陪陪美國人，喝喝酒，跳跳舞，不是頂有趣味的活動？好玩嘛！一種娛樂嘛！你說是唔是？而且只兩個禮拜：一個禮拜受訓，實際上只受訓五天，一個禮拜案內美軍。⋯⋯。我向你講的是有這樣一個天大的機會，又可以學講英語，又可以給美國人服務，而且又挺新鮮好玩。放棄，可惜啊！
“
”
在冷戰時期，影響地方社會的軍事力量不只從中國來的國軍。對當時的臺灣人來說，和美國軍人打交道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熟悉光景，而他們將更進一步地，與當地人民發生互動與情感糾葛。
1956 年 4 月，一位叫做米勒（William Miller）的美軍與好友到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的薔薇酒吧娛樂，米勒似乎看上酒吧的女服務生 Lily，故意戲謔挑逗、引起注意，卻遭 Lily 推開。
求歡不成的米勒憤恨地將 Lily 帶到後院毆打，事後，Lily 向美軍顧問團司令告發並要求賠償。米勒雖受到美國的軍事審判，卻因不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不必負擔民事的賠償責任。
令人好奇的是，為何當時有美軍駐守臺灣？又為何美軍不受我國法律約束呢？
1950 年韓戰爆發，使美蘇的意識形態鬥爭，演變成真正的軍事衝突，也迫使美國加強對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以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連帶改變台灣的命運。
為了防止中共武力侵臺，並強化國軍戰力，美國派遣軍事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簡稱MAAG）援助我國。這是美國反共戰略部署的一環，日本、南韓、越南等亞洲國家，以及歐洲、非洲國家，也都有美軍顧問團的蹤跡。
顧問團協助臺灣軍隊建立標準制度、援助設備的使用，並引進美式的軍事訓練。1954 年底，臺美雙方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隔年美國依條約，在臺灣設置美國協防臺灣司令部（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簡稱USTDC）及多處美軍基地。
一直到 1979 年，因臺美斷交、中美建交，顧問團及協防軍隊才正式撤離。此後的美國則改以《臺灣關係法》，於必要時給予軍事援助。
然而，根據1951年的《中美關於美軍援顧問團來華換文》，美軍顧問團被賦予與美國大使館同等的外交待遇，1954年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也讓駐臺美軍享有司法豁免權。這導致美軍在臺灣的違法行為，不受我國《刑法》約束，受害的臺灣人因而難以得到司法正義。
酒吧服務生 Lily 的遭遇便是一例，而更著名的案例，則是發生在 1957 年的「劉自然事件」。美軍顧問團的雷諾涉嫌殺害我國陸軍少校劉自然，卻因證據不足而獲判無罪，進而引起五二四的抗議事件。這樣的司法豁免權，直到 1965 年雙方簽訂《美軍在華地位協定》才有所約束。
與臺灣孩童合照的美軍士兵。（USMC Archives / CC BY-SA 2.0 / Flickr）
在臺灣遊憩的美軍士兵。（USMC Archives / CC BY-SA 2.0 / Flickr）
劉自然事件發生後，憤怒的臺灣民眾闖入並包圍美國大使館，造成巨大破壞。（蘇培基 / Public Domain / Wikimedia Commons）
也是在 1965 年，臺灣政府同意駐越美軍來臺渡假的計畫。
駐守越南的美軍在「休息復原計畫」（Rest and Recuperation）中，得到 5 天的亞洲假期，可到臺北、香港、新加坡、馬尼拉、曼谷等地觀光。這些美軍搭乘泛美航空，拿著觀光旅程、住宿消費指南等資料，享受愉快的假期。
如同小說家王禎和在書中提過的吧女速成班，嗅到商機的臺灣人，紛紛開設酒吧、訓練吧女的英文能力，把握賺取美金的機會。除了美金以外，美軍來臺的這幾年也留下了亞美混血兒，他們因父親不在身邊、膚色不同而遭受霸凌，1968 年賽珍珠基金會在臺設置分會，便是要幫助這群孩子。
冷戰期間，美國不只提供軍事援助，也提供經濟的支援，以避免人民因生計窘迫而傾向共產主義思想。
美援對臺灣影響深遠，包括經濟建設、產業技術、公共衛生、文學藝術等。過往的研究討論美援的正、負面的影響，正面是解決臺灣的經濟困境；負面則如學者文馨瑩所述，臺灣因而對美國產生依賴。近年的研究則更著眼於美援如何影響、改變臺灣的社會文化，甚至常民的生活習慣。
公共衛生領域受到美援的影響甚鉅，1965 年，位於新莊的樂生療養院發生了一起鮮為人知的人體醫療實驗事件。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No. 2, NAMRU-2） 提供實驗藥劑，由樂生院醫師胡舜之為院民施打，受試的院民卻陸續出現身體疼痛等不良反應，聯名要求治療。
這起事件中，樂生院成了美方的試驗場，國民黨政權為中介，院民的醫療權益則遭到漠視。美國對臺灣的經濟援助，到底如何影響臺灣的公衛體系？
美援的衛生政策分成「大計畫」、「公衛示範」二種，前者是為了解決重大公衛問題而設置的大型計畫，後者是設立公衛示範，並提供醫療人員進修，後來到樂生院服務的趙榮發醫師，便曾接受美援計畫而前往香港進修。
DDT 是一種價格低廉，對人體危害小的殺蟲劑，在美援的幫助下，政府曾廣泛噴灑DDT來撲滅猖獗的瘧疾，但後來因其對環境危害而停止使用。圖為衛生局人員於街道噴灑DDT。（《台灣新生報》 / 國史館）
瘧疾計畫則屬於大計畫，儘管臺灣在日治時期便已實施一定規模的瘧疾防治，戰後臺灣依然遵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根除瘧疾計畫，使用美國提供的新式殺蟲劑 DDT 來消滅瘧蚊，至 1965 年臺灣宣布根絕了瘧疾。
但 DDT 的噴射也造成生態危機，如家貓死亡而老鼠橫行。在 1971 年衛生署成立之前，美國及國際組織透過援助計劃，左右了臺灣的公衛方針，促使醫療教育加速與美式制度靠攏。
DDT 是一種價格低廉，對人體危害小的殺蟲劑，在美援的幫助下，政府曾廣泛噴灑DDT來撲滅猖獗的瘧疾，但後來因其對環境危害而停止使用。圖為衛生局人員於街道噴灑DDT。（《台灣新生報》 / 國史館）
除了公共衛生領域之外，常民飲食文化的改變也與美援有很大的關聯性。臺灣漢人社會以米飯為主食，但近年來，許多人反倒喜歡吃三明治、漢堡、義大利麵等麵食類。
學者劉志偉指出，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國際農糧體制，建造有利於美國傾銷小麥的市場環境。更於 1954 年通過《農業貿易發展與協助法案》（480公法），以美援管道推銷美國的剩餘農產品。
肥料作為支持臺灣糧食生產的一環，也是美援的重點項目。圖為農復會新聞處編印海報《美援肥料換來的稻穀全部用在台灣海報》。（農復會新聞處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灣的農復會、美援會等負責美援事務的單位，也發起麵食推廣運動，宣傳麵食的作法及其優點。相似的還有乳製品，美援期間，美方也推銷剩餘的脫脂奶粉到臺灣，這也間接影響臺灣人的飲乳習慣。
排隊領取美援的麵粉，曾是臺灣人民的生活日常。圖為謝招治，《美援物資的配發》。（謝招治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在國際外交的角度，軍事與經濟的援助加劇了臺、美雙邊的權力不對等，雖旨在保衛臺灣、改善經濟，但反而促使臺灣更加依賴美國；而在社會文化層次，臺灣的公衛與醫療體制、常民的飲食習慣，迄今都可觀察到美援的遺緒。
美援的麵粉除了作為糧食，純棉製的麵粉袋也被巧手的主婦加以利用，裁剪成小孩的衣褲。麵粉褲也因此成為戰後初期世代的記憶。（Open Data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
被規訓的身體
1979年，臺灣光復三十週年大會後，臺北市陽明國中學生手持孫中山、蔣中正、嚴家淦肖像遊行慶祝。留著平頭的男學生在政治動員下，於現代且商業化的街道中行進，個人的主體性被消弭，成為國家集體的一件工具，一種符號。
1960 年代前後，有一群身穿白色西裝的短髮女孩，騎著腳踏車穿梭在臺北大橋頭街區。他們 13 人彼此結拜，號稱「橋頭十三太妹」，是在道上混的𨑨迌（tshit-thô）人（指不務正業、遊戲人間的人）。這群身著男裝的女性，被稱為「穿褲仔」，類似現今女同性戀社群的 T 婆角色中的T。
受制於異性戀婚姻，穿褲仔的戀愛歷程大多不順遂，他們被迫與女友分手，穿著打扮與行為舉止也經常引起警察盤查。十三太妹中的蔡遠東，便曾因穿著男裝而進入警局，並被訓誡「做個完完全全的女人」。
警方抓捕蔡遠東是依據《違警罰法》（1943-1991），該法賦予警察拘留、申誡與罰鍰的權力，司法機關無法介入，當事者也難以尋求行政救濟。在《違警罰法》的授權之下1，警方可取締遊蕩無賴行跡不檢者、奇裝異服有礙風化者。
1.《違警罰法》後被大法官兩度宣告違憲，於 1991年 廢除，改立《社會秩序維護法》。
被警察拘留的蔡遠東，穿著花香港衫及窄褲管西裝褲、剪平頭、穿木屐，在在挑戰了當時社會的性別穿著想像。（聯合報）
所謂的遊蕩無賴，包括了深夜遊蕩、夜宿車站等；奇裝異服有礙風化者，則包含女性穿著暴露、男性的鬍子過長或頭髮「前長過耳、後過頸，有囚首之感」。臺大教授王文興便曾遭警察取締，被訓斥傷風敗俗，沒資格為人師表，甚至被迫在警局剃髮。
時任省主席謝東閔視察潮州高中的男同學們。在戒嚴時期，男學生理平頭是官方的硬性規定，也是當時莘莘學子最鮮明的外觀特徵。（《謝東閔副總統文物》 / 國史館）
而在基層的中學校內，男學生必須理平頭，女學生兩側頭髮僅可留到耳下一公分。教官時常拿著量尺、剃刀在校門口進行檢查，也使得小平頭、西瓜皮髮型成為當時學生的共同記憶。
花蓮女中的女學生合照。相較之下，女學生的髮禁規定更為瑣碎，比如瀏海要用髮夾夾住、兩側髮長能剛好蓋住耳朵等。（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 CC BY-SA 3.0 / 國家文化記憶庫）
國家以維持善良風俗之名，管控、約束象徵著主體展現的身體外表，身體不自由也連帶影響了個人的創見與想像力，如同井水中只會出現淡淡的、轉瞬即逝的漣漪、波痕，而無法成為潮流。
從 1949 年戒嚴令頒布，到 1992 年修訂《刑法》第 100 條為止，這段被稱為白色恐怖時期。除了身體控管，國民黨政府更監控著人民的政治思想，禁止集會結社與箝制言論自由。
3
被囚禁的思想
白色恐怖期間，景美軍事看守所是許多政治犯的暫時關押與受審處，許多受難者的痛苦由此而始。
1970 年，臺南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Tainan, USIS Tainan）發生一起爆炸案件，情治單位隨即展開搜捕行動，而他們的目標，則是成大化工系的一位僑生——陳欽生。隔年 3 月，陳欽生在回家路上被情治人員拐騙上車，連續數日遭受刑求逼供。
起初，陳欽生被羅織為臺南美新處爆炸案首謀，後因知名黨外運動者李敖等人承擔罪責而結案。然而，當局不願承認抓錯人，改指控陳欽生「被馬來亞共產黨指派任務來臺顛覆中華民國政府」。隔年，陳欽生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
在威權統治時期，儘管仍有爭議，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的結案報告書中，調查出至少 22,028 位與陳欽生有著相似經歷的政治受難者；此外，促轉會也確認了政治案件審判決策者1,994人。6
為何有這麼多的政治受難者？國民黨又為何要進行政治壓迫呢？
6.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附錄Ⅰ〉，《任務總結報告》，2022年5月27日，下載網址。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蔣介石將國共戰爭的失敗歸咎於黨內分裂、紀律掃地與組織崩潰。因此，從 1950 年開始，國民黨進行黨務改造，掌控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大專院校、軍隊及警察。學者陳翠蓮指出，這是黨國一體的強大機器，在政治上以黨領政，經濟上藉由黨庫通國庫，以政養黨。
公布戒嚴之後，政府接著發布《懲治叛亂條例》以及《動員戡亂檢肅匪諜條例》。根據《戒嚴法》，軍事機關可得以審判特定的刑事案件。而依《懲治叛亂條例》，凡是觸犯《刑法》內亂、外患罪者，一律判處死刑；《動員戡亂檢肅匪諜條例》則建立檢舉匪諜的獎懲制度，動員人民彼此監督。
警備總部是隨著戒嚴體制而生的情治單位，職責囊括地區治安、文化審核、入出境管制、郵件與電話監聽等，覆蓋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圖為原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現屬於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人人生來平等 / CC BY-SA 4.0 / Wikimedia Commons）
肅殺的政治氛圍，使得人民心中都住著小警總，不敢妄議時事。
戒嚴時期的司法行政部（今法務部）調查局，同屬於國家控制下的八大情治機關。圖為調查局隸下的安康接待室，曾與警備總部共用，是其拘禁、訊問人犯的場所，如美麗島事件中的八名被告，即有七名於此受審訊。（總統府 / CC BY-SA 2.0 / Flickr）
1955 年，當局陸續成立國家安全局，指揮調查局、情報局、總政治部、憲兵司令部調查局、警備總部、警務處、外交部情報司、國民黨各工作會等八大情治機關，對人民進行多重監控。1950 年代，情治機關便迅速的偵破中共地下黨，其中有些人被處以死刑，也有人為求保命，配合情治機關工作。
戒嚴時期，臺灣省警務處是全臺最高警務行政機關，直接掌管全臺的刑事警察工作，警察力量遍布基層，也因此成為情治體系的重要眼線。圖為原警務處刑事警察總隊拘留所，建於日本統治時期，是拘禁、拷打訊問人犯的場所，現為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CC BY-SA 3.0 / 不義遺址資料庫）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今日中國人之不能說真話，至少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僅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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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政治氛圍緊張，仍有人勇於反抗當局專制、思想的箝制。《自由中國》雜誌仍以民主自由精神，批判國民黨的特務統治、黨庫通國庫，甚至痛斥蔣介石的連任。負責人雷震更集結本省與外省的政治人物，商討籌組中國民主黨。可惜，這場組黨運動以失敗告終，雷震被判刑入獄 10 年。
由雷震、胡適、殷海光等人主辦的《自由中國》，是戰後明面上唯一的異議雜誌，頗受當局忌怨。圖為該雜誌出刊的最後一期（第二十三卷五期），此後雷震即受當局逮捕審判，《自由中國》也隨之停刊。（自由中國社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雷震的反抗行徑並非孤例，自 1960 年代以來，因切身感受國民黨的政治壓迫，出現多起臺灣獨立的政治案件。
1970 年，位在臺東的國防部感訓監獄——泰源監獄，政治犯江炳興、鄭金河等人更密謀奪取武器、佔領監獄，高聲宣揚臺獨理念，但依然失敗。
泰源監獄位於臺東縣東河鄉，曾是當局關押政治犯的重鎮，受海岸山脈群山環繞，戒備森嚴。（Matt8830 / CC BY-SA 4.0 / Wikimedia Commons）
1955 年，當局陸續成立國家安全局，指揮調查局、情報局、總政治部、憲兵司令部調查局、警備總部、警務處、外交部情報司、國民黨各工作會等八大情治機關，對人民進行多重監控。1950 年代，情治機關便迅速的偵破中共地下黨，其中有些人被處以死刑，也有人為求保命，配合情治機關工作。
戒嚴時期，臺灣省警務處是全臺最高警務行政機關，直接掌管全臺的刑事警察工作，警察力量遍布基層，也因此成為情治體系的重要眼線。圖為原警務處刑事警察總隊拘留所，建於日本統治時期，是拘禁、拷打訊問人犯的場所，現為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CC BY-SA 3.0 / 不義遺址資料庫）
4
山地人的心聲
1950 年，蔣中正接見臺灣原住民（時稱山地同胞）代表，並接受代表呈遞禮品。
古來，山地祖宗渾沌未鑿，除了漁獵採樵之外，根本不懂得貧富之為何物？自從「物物交換」演進而為「鈔票交易」，拜金主義迷亂整個山地社會，理智與常識的貧乏，便塑造了「唯鈔票是問」的可怕慾念；販賣人口，質押童工，山花賣淫，如此這般，這般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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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獨立運動案」的判決書檔案。
白色恐怖時期遭到政治迫害的，並不只有堅持左派理念或主張臺灣獨立的漢人異議份子。在歷經多個殖民政權，遭受文化刨根的原住民族，也被迫噤聲。
1974 年，太魯閣族人伊吉羅丹（漢名：呂文華）與國小同學杜文義於麵館用餐，卻因忘了帶錢包，遭老闆檢舉吃霸王餐，被帶到警局。伊吉羅丹到警察局後，赫然發現警方早已寫好筆錄，指控他籌組「臺灣山地獨立運動組織」。
除了二人以外，就讀醫學院的陳道明、實習醫師鄭榮祥、樂手秋賢嘉等原住民青年，也因發表多篇關懷山地問題的文章，被當成在宣傳山地獨立而被捕入獄。
伊吉羅丹講述被政治迫害的經歷
這些原住民知識青年觀察到哪些社會現象，才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發出不平之鳴？
二戰之後，國民黨的山地行政延續日本殖民者的雙軌統治，將平地劃入普通行政區，山地則是特殊行政區。1951 年起，省政府推動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以扶植「山胞」、增進平等為由，同化原住民；兩年後更推動山地平地化政策，如在教育方面給予原住民升學優待，使原住民文化日漸流失。
這些接收教育的原住民青年，因而成為原住民族內的國語世代。
原住民的生計與平地的資本主義經濟愈發密切，隨之而來的是土地流失、貧困化與高利貸。移居都市的青年遭到種族歧視；一些女性遭到人口販賣，被迫從事性服務；兒童則可能被抵押為童工。政治受難者秋賢嘉曾發表〈一個山地人的心聲〉一文，便是在控訴山地平地化政策造成販賣人口、質押童工、強迫賣淫等現象，以及原住民的污名與自卑感。
5
誰才是「中國」？
二元對峙的格局，不僅影響著國家支配下的臺灣人日常生活，更衝擊人們對自我身分的定位。在當局愛國教育、宣傳作用下，「中國」曾是島嶼上極具影響力的身分主張。問題是，當海峽兩岸都有一個「中國」，誰才是真正的中國呢？
1950 年代，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採取雙重承認政策，同時邀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賽。但國共兩黨都反對兩個中國政策，1952 年的赫爾辛基奧運會、1956 年的墨爾本奧運都僅有一方參賽。
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開幕式，中華民國代表隊的電視轉播。這是代表隊最後一次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賽。（《台灣新生報》 / 國史館）
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索性退出國際奧委會，6億中國人因此無法參賽。1960 年的羅馬奧運會，國際奧委會以「實質控制的體育領域」原則，要求臺灣選手以「臺灣」之名參賽，但在國民黨眼中，無法使用「中華民國」就是矮化國格。
國民黨的「漢賊不兩立」原則不僅體現在奧運賽事，在更加重要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亦是如此。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且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然而自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蘇聯便主張「排除國民黨政府代表，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席次合法代表」。美國提出緩議案，拖延中國代表權的爭論；1961年，聯合國將中國代表權定調為「重要問題案」，即需要出席並投票的會員國達 ⅔ ，才能決定中國代表權，如此便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的門檻。
1955 年，中華民國以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為由，否決蒙古國入聯案。為了換取蒙古入聯，蘇聯阻擋非洲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的入聯申請，以此與美國協商。美國擔憂這將動搖非洲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支持立場，甚而導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為此，美國承諾保障中華民國席位，換取我國在表決蒙古入聯案時缺席棄權。
另一件外交大事發生在 1964 年。法國總統戴高樂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北京雖不滿法國仍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但早已料想到中華民國會主動斷交，於是接受與法國建交。果不其然，蔣介石政權再次基於漢賊不兩立的原則，與法國斷交。法國的外交政策也影響其前殖民地非洲國家的意向，剛果、中非共和國等國陸續與我國斷交。
1970 年，阿爾巴尼亞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之提案，幾乎快突破重要問題案的 ⅔ 門檻。美國政府擬定提出「雙重代表案」，避免中華民國失去常任理事國的席次，但蔣介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拒絕接受雙重代表。1971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外交部長周書楷宣讀退出聯合國的聲明。
最終，阿爾巴尼亞的提案以 76 票贊成通過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決議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且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該決議文只確認了中國的代表權，並沒有處理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宣稱問題。
臺灣在外交處境的失利，重新燃起青年對政治、社會現實的關注，他們因而不得不思考臺灣的定位與未來走向。
出品者： 台灣電影文化公司 。全國各界反對共匪混入聯合國 。典藏者：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1版（Ope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 version 1.0）。發佈於《國家影視聽中心-影片隨選視訊系統》。
6
唱自己的歌、寫本土的文學
校園民歌風潮在 1970 年代發跡，迅速引發民間的創作熱潮，當時學生人手一把吉他，用簡單的旋律唱出自己的心聲。
1970 年 3 月 2 日，布袋戲操偶藝師黃俊雄在臺灣電視台推出作品《雲州大儒俠》，開播便造成轟動，一度拿下 97％ 的高收視率。在國民黨掌控電視節目的時代，臺語節目的時間比例被限制在 50％ 以下，因此臺語布袋戲的成功實屬不易。
劇中，主角史艷文出場時「轟動武林、驚動萬教」，以及反派角色藏鏡人的名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成為許多臺灣人的共同回憶，戲劇中的臺語歌曲隱含對社會不公義的控訴，也廣為流傳。
布袋戲的案例揭示了國民黨政權對臺灣文化的壓制，但我們也看到了文化的韌性。事實上，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動，此時期國家主宰的文化體制已備受挑戰。
王拓，本名王紘久，是出身臺灣基隆的小說家兼評論者，創作文類有論述、小說及兒童文學。
1970 年代，王拓主張文學必須扎根於社會的現實，後遭彭歌等反鄉土派作家批評，引發鄉土文學論戰。
於美麗島事件中入獄，出獄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曾任立委、國大代表等。
朱西甯，原名朱青海，是臺灣重要的軍旅作家，懷鄉文學作家。著有《破曉時分》、《現在幾點鐘》等。
鄉土文學論戰期間，朱西甯批評鄉土文學恐流於偏狹的地方文學，為反鄉土派代表之一。女兒朱天文、朱天心同為當代重要小說家。
余光中是臺灣著名詩人、作家，被梁實秋評價為「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對臺灣文學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余光中於《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一文，將鄉土文學與左派工農兵文學加以連結，導致論戰緊張度陡然升高，也在後世引起爭議。
陳映真為臺灣重要的小說家，創作偏向左翼與現實關懷，同被當時文壇列於鄉土文學之列。曾因民主台灣聯盟案遭當局判刑十年，出獄後仍創作不輟，並創辦《人間》雜誌。
（國立臺灣文學館）
1970 年代初期發生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事件，引起青年學生的焦慮。社會學家蕭阿勤將這些戰後出生、接受黨國教育，並因我國外交挫敗而關注政治、社會議題的一群人，稱為「回歸現實世代」。
回歸現實世代的作家們，嘗試探索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藉由探詢當時反帝國殖民的精神，對抗1970年代的依然橫逆的權威。他們也批判現代主義文學，並書寫帶有社會批判意識的鄉土文學。
他們有別於前一世代的消極沈默、漂泊流亡，轉而以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來抵抗美國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並關懷臺灣鄉土。由於關注現實、擁抱鄉土的書寫往往帶有左派色彩，因而受到另一群作家的質疑與責難，這尤其反映在鄉土文學論戰中。
在 1977-1979 年的鄉土文學論爭中，鄉土派的陳映真、王拓、尉天驄將臺灣社會意識與中國民族主義結合起來，對抗操控思想、形塑單一價值的國家文藝體制，以及暗藏美國價值的美援文藝體制。而反鄉土派的彭歌、余光中、朱西甯則怒斥「鄉土文學＝工農兵文學」、「鄉土文學恐流於偏狹的地方文學」。
然而，在中國與臺灣民族主義的爭論上，鄉土派與國民黨扶植的反鄉土派並沒有差異，鄉土派的陳映真便認為只有「在臺灣的中國文學」，而沒有「臺灣文學」。以臺灣為主體、帶有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論述，直到美麗島事件後才逐漸確立。
除了文學之外，由於 1973 年修訂《出版法》，由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品出版小組負責查禁歌曲，凡是涉及違反國策、為匪宣傳、意境晦淫、狠暴仇鬥、幽怨哀傷、文詞粗鄙等，皆被查禁。如民歌運動的推手李雙澤〈美麗島〉，被認為有臺獨意味，無法公開播放；李泰祥的名曲〈橄欖樹〉，則因「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等歌詞，遭到禁播。
鄉愁四韻
詞：余光中
曲、演唱：楊弦
曲、演唱：楊弦
1974年，歌手楊弦發表了〈鄉愁四韻〉，〈鄉愁四韻〉原為詩人余光中的新詩，楊弦為其譜曲演唱。在那個西洋歌曲當道，中文歌仍脫不開傳統民謠的時代，〈鄉愁四韻〉是一次振聾發聵的全新嘗試。
在〈鄉愁四韻〉之後，楊弦和余光中也多次合作，發行《中國現代民歌集》，也被看作民歌浪潮的濫觴。
紅毛城
李雙澤
1975年，在淡江大學舉辦的西洋民謠演唱會上，年輕的歸僑李雙澤以近乎鬧場的形式，跳上臺大聲疾呼：「我們為何不唱自己的歌？」從而開啟了民歌運動在校園流行的序幕。
〈紅毛城〉是李雙澤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以紅毛城為象徵，彰顯中國幾百年來被帝國主義欺壓的歷史。歌手的民族主義關懷與憤怒展露無遺，呼應著同樣在動盪時局中，新一代人所面臨的困境與堅持。
美麗島
詞：梁景峰
曲：李雙澤
演唱：楊祖珺
曲：李雙澤
演唱：楊祖珺
〈美麗島〉是李雙澤過世後，友人加以整理的遺作，底稿來自「笠詩社」女詩人陳秀喜的詩〈台灣〉。歌曲的旋律明亮而勵志，適合群眾的大合唱。雖然帶有本土意識的色彩，〈美麗島〉並非一首抗議歌曲，卻依然被當局認為「鼓吹臺獨」，倍受打壓。
「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美麗島〉也被禁播，反而順理成章地披上一層黨外色彩。在日後的野百合學運等社會運動場合，〈美麗島〉都是必定出現的安可曲，也成為時代轉折裡，一種另類的政治與文化的音樂象徵。
橄欖樹
詞：三毛
曲：李泰祥
演唱：齊豫
曲：李泰祥
演唱：齊豫
七零年代末期，新格唱片公司舉辦了「金韻獎」民歌徵選比賽，藉由商業化的音樂宣傳，真正將校園民歌推入社會。因為徵選的對象是大學生，歌曲的創作主題多樣，囊括情歌、自然、鄉土、勵志，其中齊豫的〈橄欖樹〉，更被譽為校園民歌的經典。
〈橄欖樹〉由三毛填詞，李泰祥譜曲，以旅人流浪的獨白，歌唱遠走他鄉的寂寥。離鄉人為何流浪？他的故鄉又在何方？歌詞刻意留白，使聽者能投入自身的情感想像，〈橄欖樹〉因而風靡一時。
龍的傳人
詞、曲：侯德健
演唱：李建復
演唱：李建復
同樣是商業化時期的民歌，〈龍的傳人〉則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歌曲是在中美斷（建）交時期，侯德健有感於民族命運的坎坷而創作，後由李建復演唱。由於跟時局相呼應，這首歌迅速走紅，後來更傳遍中國與華人文化圈。
然而，〈龍的傳人〉同樣經受了曲折的命運：由於侯德健在八零年代偷渡至中國「找尋靈感」，這首歌一度被當局封殺。六四事件前夕，侯德健在天安門廣場公開演唱〈龍的傳人〉，並在鎮壓發生後被遣返回臺，〈龍的傳人〉自此也多了別樣的意義。
外交的失利引發新世代作家回歸鄉土，探索未來走向，可惜，這些思想一但觸碰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逆鱗——左派或獨派的，仍擺脫不了被查禁的宿命。而本土的語言文化，更是在國語政策底下，遭到文化刨根。
7
經濟發展的善果與惡果
1970 年代的西門町，新世界大樓的外牆廣告林立。
在外交受挫、青年反思現實的政治與社會議題的1970年代，臺灣的經濟卻在同一時期快速發展，晉身亞洲四小龍之列。但經濟發展的背後，卻也伴隨著意想不到的代價。
1973 年 9 月 3 日清晨，一艘民營渡輪從旗津開往前鎮加工出口區，途中卻發生船難，25 名乘客不幸身亡。罹難者都是在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單身女性，甚而有未滿 16 歲的女性童工為了補貼家用而冒名工作。
由於傳統漢人習俗不允許亡故的單身女性進入家中祠堂，家屬只能依循慣例另建姑娘廟。25 位女性合葬的墓地，就選在旗津第二公墓附近，面對港區的位置。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改建前為二十五淑女墓。由於安葬者清一色為年輕女性，淑女墓曾在地方上流傳有各種傳說，反而忽視了當時社會風氣對女性不公的本質。（MiNe (sfmine79) / CC BY-SA 2.0 / Wikimedia Commons）
2004 年，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要求重建淑女墓，並從性別平等與職業安全的角度反思勞動女性的議題。同年，高雄市政府將淑女墓改名為工殤紀念公園，2008 年 4 月 28 的工殤日，再次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將「淑女」改為「勞動女性」，強調了女性勞動者對經濟發展的貢獻。
改建後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Chiang Wanssu / CC BY-SA 4.0 / Wikimedia Commons）
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以來，由於中央財政赤字，且國防支出居高不下，致使臺灣發生惡性物價膨脹。在 1950 年代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下，臺灣的財政才逐漸穩定。
但是美援終究會結束，於是，在國際合作總署中國分署與美援會的努力下，行政院通過「十九點財經措施」，開始放寬經濟管制，建立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環境，並吸引外資來臺。
1960 年代，臺灣的資訊科技產業萌芽，政府核准國外廠商來臺投資。外資廠商（尤其勞力密集的電子業）看準臺灣低廉的勞動力，僱用臺灣勞工進行組裝工作。
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廠區。加工出口區是政府專門開闢、規劃的工業區域，有著現代化設計的方正格局，曾是臺灣工業發展的火車頭。（《台灣新聞報》 / 國史館）
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員工騎著腳踏車通勤，是當時人的生活日常。（《嚴家淦總統文物》 / 國史館）
女性曾是加工出口區的主要工人來源，在重男輕女的社會觀念下，不少女性選擇從鄉村來到城市，為家庭生計補貼家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 Public Domain / Wikimedia Commons）
這些廉價勞動力人口當中，女性比例逐年上升，然而，當時的產業環境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許多工廠要求女性結婚、懷孕必須離職。前述故事提到罹難乘客都是單身的女性勞工，便是發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外資廠商的進駐雖有助於臺灣經濟發展，但由於此時的臺灣政府並未重視職業安全、環境污染，致使勞工受難的悲劇發生。1972 年生產電視的美商飛歌公司因女工染上怪病，甚至 3 人死亡，後經調查發現，化學溶劑的配方產生致病的毒素。
兩年後，內政部公佈《勞工安全衛生法》、「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等，減少職業災害，即便如此，從此時以降的相關職業災害事件，依然層出不窮。
臺灣的經濟在 1960、70 年代有所提升，這與美援會建議的經濟政策有關，但更重要的，在經濟發展的背後，勞工的職業安全與健康、環境污染等問題，在發生事故之前，並沒有得到政府與社會的重視。至 1980 年代的民主化運動，民間組織關注勞動權益、環境保護等議題，迫使政府直面經濟發展的後果。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冷戰與國共戰爭隨之而來。位處太平洋西岸、鄰近中國的臺灣，免不了捲入這場戰爭之中，還來不及去殖民、去軍事化，旋即面臨到國民黨政權的再殖民化與再軍事化。美國以守住西太平洋防線、穩定臺灣經濟等理由，將美軍、美援物資及美國文化輸送到臺灣，影響了臺灣人的日常生活。而在國民黨威權統治底下，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標語深植人心；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更是日常任務，人民的身體、思想與言論無不受到監控，甚至自我審查。雖然反抗的異音從未消失，但卻難以撼動這套敵我對峙的框架，直至 1970 年代中華民國外交受挫、1980 年代的本土化、民主化浪潮，國際局勢與社會氛圍轉變，才開啟了新的可能。
